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那么，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在乡土中国日益分崩之际，“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儒学“下乡”的可能？
儒学既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知识系统。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学本来就孕育于农业文明，那么，何来 “下乡”之说？应该说，儒学本来是“在乡”的，只是近代以来，诸多外部力量对中国农村不断介入与冲击，先是“下乡”，接着又是“法律下乡”、“科技下乡”、“文化下乡”、“资本下乡”，被驱逐的儒学不得不“背井离乡”。今天讨论儒学如何重新进驻乡村，本来应该以“返乡”一词来指称。之所以采用落入俗套的（儒学）“下乡”说法，目的是为了强调儒学与今天中国农村社会之间的某种外在性关系，以及在此外在性关系支配下，策略上需要作为知识系统的儒学“下乡”。
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乡土社会即已开始动摇，其根本原因是乡村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致使民生凋敝，科举制的废止中断了乡土儒者的培养，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态，而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乡土儒学面临深重的合法性危机，乡土儒学原有的规范举止、维系社会、提升生活的功能渐趋丧失。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一书中深刻刻画了乡村中国当时的窘境，他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但在过去百年中不断受到冲洗，结果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当时，有实践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不过，在理念上自觉把“乡建运动”与乡土儒学资源培育结合的是在山东邹平实践“乡建”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坚信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将此思想注入真实的民众生活中去，才能发挥效用。他认为，都市是西方文化结晶，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乡建运动”就是文化运动，乡村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基点”。
然而，知识分子的热血心肠抵不过洪流的冷酷无情，“乡建运动”的声音终被淹没于的号角中。需要随时随地的紧急的动员，需要造成轰轰烈烈的摧枯拉朽的气势，而一切地方性的次生制度、家族文化以及沉淀于乡土社会的儒学资源都将妨碍意志的贯彻而被视为实现全民动员的负面因素并遭清除，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景”。“”十年对乡土儒学的扫荡力度更是无以复加。
在“告别”之后，中国迎来“市场化”时代。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君临一切，并重新梳理和编织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乡土儒学资源在“市场化”时代经历的洗劫并不比“化”岁月轻微。乡土儒学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抽空。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国际与国内资本空前活跃，农村进一步边缘化、空心化，不仅经济凋敝，而且乡土社会支离破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史无前例。
农村空心化的后果之一是导致在地的乡土社会解体，出现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变的迹象。我曾在《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读书》2011年第1期）中将“熟人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压人”、 “‘面子’有价”、“‘社会资本’可累积”，并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征相应概括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既然农村已经空心化以及出现“无主体熟人社会”特征，为什么还要提“儒学下乡”？或者说，在空心化的农村，是否存在“儒学下乡”的内在需求？
为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主体熟人社会”只是聚焦于农民工输出地的社会状况，即在地的乡土社会。而对离土离乡的农民在农民工输入地的社会形成状况，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在40岁以下农村男劳力基本全部外出流动的大格局下，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了。如果将输出地和输入地这两头的情况结合起来考虑，也许需要对“乡土社会解体”的断言做出一些修正。具体说来，“乡土社会解体”只是指农民工输出地即在地的乡土社会的解体。对缺乏社会资本的底层农民来说，已然形成的乡土社会网络几乎是他唯一可动用的“社会资本”，理性的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唾手可得的关系网络的，他们完全可以在农民工输入地将乡土的社会网络加以延伸或者复制，“反认他乡作故乡”。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看，在地的乡土社会的解体，可能只是表明社会资本从农民工输出地向输入地的转移，或者说是乡土性社会资本的乡土外运作，乡土社会资本的运作范围、运作形态发生了变化，而其总的存量不见得减少。这样的情形，尤其体现于今天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具有同乡同业形态的经济活动中。
在新近举办的题为“社会经济在中国”的第九届开放上，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讨论“乡土社会资本乡土外运作”的单元，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谭同学博士、夏循祥博士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郑莉博士报告了其家乡人群在外地从事经济活动的三个个案，分别是谭同学的“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湖南新化人数码快印业研究”、夏循祥的“作为酵母的社会关系——湖北监利一个被馒头改变的乡镇”和郑莉的“东南亚莆田人的同乡同业传统——马来西亚芙蓉坡的例证”。这三个个案生动地再现了大流动格局下的农民积极运用本土社会网络在远离家乡的广大城镇，依托同乡关系，开展同业经营，并凭借快捷的行业信息沟通及融资，击败同乡关系网之外的竞争者。可以说，农民离土离乡，不见得就会导致乡土社会资本的流失，相反，可能因为在外同乡同业间互动机会及互惠需求的增加而加速了乡土社会资本的运作，并使乡土社会资本增量。
其实，中国农村之辽阔、区域差异之巨大，远非“中国农村”四字可概括。我最近正在对从温州、闽南到潮汕这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狭长区域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这一狭长区域里，有类似的乡土文化传统，就是家族脉络、宗族意识比较清晰，宗族传统的土壤比较深厚。这样一种乡土社会特征，导致该地区的乡民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活动形态，就是离乡离土的农民很少进入大工厂大企业打工，他们毋宁是机动灵活的游击小分队，先是以核心家庭后来逐渐扩大到以家族作为经济活动单位，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生机勃勃地开展各类同乡同业经营。他们以家族网络、乡土社会网络形成经济活动的纽带，创造出有别于今天流行的市场经济的、乡土社会网络与乡土外经济网络相互嵌入的经济形态。这样的经济活动不仅与乡土社会网络相互依托，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还相互激活。传统、乡土、家族，这些有可能被认为是过去式的遗存，在这一区域却呈现活态，其不仅渗透于人伦日用，还贯彻于经济民生。
因此，一方面是农村青壮劳动力离土离乡后乡土社会的式微，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异地的同乡同业经济活动过程中对乡土社会网络的复制与利用。因为同乡与同业是相嵌的，从纯理性实用的角度看，即使从业者心中只剩下冰冷的利益计算，他也需要维系、放大同乡同业的乡土社会网络。于是，每逢家乡重大节庆（尤其是春节）或者本家族成员的婚娶寿庆，他们总是不惜时间及花费，长途奔波返乡。这种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费，实为一种生产性的支出，因为家乡是修补、强化他们在乡土外运作的乡土社会网络的最适宜场域。这也是“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的逻辑。
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主要呈现于祭天迎神、睦祖敬宗、婚娶寿庆等体现儒学基本价值理念的仪式性场合。在儒学的知识传承渠道阙如的今日农村，需要儒学知识的适当输入。
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是儒学“下乡”的一次努力。梁先生提出乡村建设应该经济、、道德三者并举，以儒家伦理造就团体，以道德转化。日常生活中的合乎儒家伦理的道德建设是其乡村建设的重点。在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社会动荡已经发生的当时，靠外力提升村民的日常公共道德水平，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8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农村进一步裂变为“无主体熟人社会”，诸如道德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等特征，在在凸显日常道德建设无从下手。可以说，梁漱溟先生式的儒学“下乡”的路径可能都被堵塞了。当然，只要我们还能够看到中国农村空心化大势下的乡土底色，希冀儒学对乡土社会建设有所助益，也并非一种空的期待。当年，梁漱溟先生对儒学“下乡”寄予极高的期待。今天，时势已变，我们不妨先寻找一个低起点、小切口，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这一特征出发，考虑今天的儒学“下乡”事宜。具体地说，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虽然常年离乡，但这不仅不妨碍反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与诸如元宵、祭祖等乡村传统仪式性活动的热情。所以，今天的儒学“下乡”，如果从效用的角度考虑，便不必急于选择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路径，而可专注于推动符合儒学精神的宗族文化复兴、乡村重大节庆及家户婚丧嫁娶、祭祖认宗的礼仪文化建设，通过仪式的铺陈和对仪式的参与，以仪式现场的集体氛围而非个体式的道德自觉，唤起乡民对儒学所宣导的基本价值理念的敬重。
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扫荡，族谱及经书不存，已形成严重的文化断裂与失忆。由于新一代对传统的隔阂，有意修订族谱的村庄常常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文化人。而每逢乡村重大的传统节庆活动，那些1949年之后出生的司仪，仅仅只是背诵着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其义的。至于如何祭天祭祖，在规礼上也是混淆不清，村落及家户之间也各不相同。各类乡土仪礼，因无规可寻，已日渐流变趣俗。应该说，目前中国农村尤其是同乡同业型农村对儒学“下乡”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能够借鉴陶行知先生当年的“筹措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大气概于万一，选择一百个乡村，征集一百个同道，返乡调查乡土儒学的现状，并帮助村民修族谱、传、辅仪礼，那么，这种低调的儒学“下乡”，可能更可以落到实处，即儒学只有参与进“百姓日用”，才算是真正下了乡。
儒者讲“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修身、养性、齐家”跟“治国”之间，还应该有一个“目”，比如“建村”、“建乡”之后，再去“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当今儒学之士，应该学习宋明儒，还得担起建设乡土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儒学以“内圣外王”为致力目标，不过今天看来，“外王”并非一定是要做帝王，或者为“帝王师”，“外王”事实上就是“事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应当是渗透到基层社会中去的实践。如果说我们推动了这样一种“外王”的事业，那么我们至少是在推动中国的乡土社会建设。今天的中国乡土社会，已是千疮百孔，儒学如能谨慎“下乡”，参与社会建设，激发民间活力，那么，儒家跟自由主义学者才可能有更多的交集，产生更多感兴趣的话题和领域。即便从“宗教市场竞争论”的视角看，为了儒学不至于彻底沦为“游魂”，从事儒学知识传承的学者能不坐而论、起而行乎？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