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道教思想家和道教研究者经常在论文和石刻中看到鲁迅先生的名言“中国的根本在于道教”,认为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 事实上,鲁迅先生的话并不是对道教的肯定或赞扬,相反,是一种否定和批评。
“中华之基在于道”的由来和背景
出处。 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期,周树人先生首次采用“鲁迅”笔名,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 它是鲁迅在他的朋友钱玄同的监督下撰写的。 成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食人”封建礼教的小说。 鲁迅说这部小说“旨在揭露家庭制度和伦理道德的罪恶”。
“根本之论”出自鲁迅给徐寿商的“回信”:
”《狂人日记》其实是一部不起眼的作品,还有“唐启”写的白话诗,也是仆人做的。我之前就说过,中国的根源都在道教,这个说法颇有道理。很流行。这样读历史,很多问题都能得到解答,解决起来就很容易了。后来我偶尔读《通鉴》,才发现中国人还是一个食人民族,所以才写了这篇文章。这种发现也很有意义,但知道的人还很少。”
这一判断的来源与“伦理之害”和“食人民族”有关。 信中说,“偶尔读了《通鉴》,我发现中国人还是一个食人的民族。” 显然,这意味着这是观察的切入点,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个结论。 这与“狂人”说回顾历史,在“仁义道德”字眼之间找到了“吃人”是同一个意思。
背景。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那段时期,鲁迅很少正面对待任何涉及道教、道家的文本,就像儒家、儒家思想一样。 要正确理解鲁迅先生关于“中国植根于道家”的评价,必须结合《狂人日记》的历史背景和写作意图。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主张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批判孔子。 “圣贤”的代表。 用鲁迅的话来说:
“讲阴阳五行的道士”、“静坐炼丹的仙人”、“讲道的儒生”、“打脸做戏的戏子”,都是其中的“糊涂人”。 “我们的祖先已经有数百代了”。 他认为,如果你想“改变主意”,就应该摆脱混乱的头脑和助长混乱的书籍(《社会和爱国,是中国人的一种傲慢》)”……
他说“中国皆植根于道教”,并非偶然。 《论语一年·谈萧伯纳》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中国文化是儒家和道家:“虽然我们重视孔子的弟子标志,实际上是庄生的私人弟子(这与中国的根源都在道教这一事实完全吻合)”。
在《狂人日记》出版之前,鲁迅也在《命运》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果和尚、道士、巫师、占星家、风水师等的宝座都让给科学家,我们就会不必见神鬼。 。
在他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文章中,谈到“道”、“道”时,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态度。 类似的说法还有:
“在中国,听道士的讲论,听批评家的文章,会让人毛孔痉挛,不敢出汗。但这也许就是中国‘永恒的人性’”(《文学与流汗》)。
“自南北朝以来,中国凡文人、道士、学者,其特点,皆无专修”(《童教》)。
鲁迅并不孤单。 在新文化阵营中,反思和否定传统文化其实是当时的潮流。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易白沙、吴愈等,以及上述来华的激进先锋钱选东大体如此。
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还组织了“非宗教大联盟”,并发表宣言说:“我们必须清除人类社会中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十恶不赦”。对人类社会的毒害比天灾还要严重……宗教和人类,不能同时存在。”
陈独秀发文指出:“一切宗教神佛仙鬼都是迷惑性的偶像”、“破除邪念、正人心的过程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周作人认为,旧民间思想的主力是道家思想……
钱玄同不但力劝鲁迅写“奏章”,而且实际上比鲁迅还要激进。 他称道教是最野蛮的邪教,认为道教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对人民智者的毒害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多。 所以: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在于废儒灭道。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不仅鲁迅,就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认为道教对世界、对人心的危害,比儒家的危害更大。
作为新文化的引领者和旗手,在新文化阵营一直批判传统文化的环境下,鲁迅先生将《中华之根都在道》和《食人者》打包送给徐寿昌,他认为,“我们虽然重视孔子,但‘弟子’的标志,其实是庄生的私人弟子。”他认为,中国文化是打着孔孟之幌子的老庄文化,老庄之道是中国人智力低下的根源,这样的批评怎么能是对道教的肯定和赞扬呢?
“中国皆道教”的负面评价值得我们思考
毋庸置疑,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完全植根于道教”的负面评价,其背后有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但这确实显示了道教文化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力。
鲁迅对道家的评价自然有非凡的见解。 准确地说,这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事实判断。 他在《小杂感》一文中指出,“人们常常憎恶和尚、尼姑”。 ,讨厌穆斯林,讨厌基督徒,但不讨厌道教徒。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了解了大部分中国。”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 由于“中华之本在于道”、“虽号为孔子弟子,实为庄生私人弟子”,这就说明了道教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精神和心理影响。 各种影响是根深蒂固、巨大的。 毕竟,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
同时,鲁迅先生毕竟也不是道家研究者。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从特定的角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封建统治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利用。 就后果而言,当然会出现力量太强,和蓝艾一起被烧毁的情况。
过度使用武力,是出于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愤怒和救亡图存的紧迫感。 而且,新文化的领军人物正值青春年华。 鲁迅晚年肯定中国的国民性“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是要暴露自己的缺点,这是为了复兴和进步”,而不是一棒子把它们打死。
时代变迁,鲁迅先生对道教的评价早已成为历史。 无论评价对错,力量强弱,都不会影响鲁迅先生的伟大,也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