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一种扬弃，是对曲折的修正与超越，是一种自我创新与探索。
作为一种扬弃，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首先是对旧社会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与民族同化政策的否定，并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取而代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各民族的命运与地位，各民族实现了彻底的翻身与解放。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否定了旧社会的民族不平等，并成为民族团结、互助的基础，中华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的基础得以确立。
作为对曲折的修正与超越，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经历了“”的挫折与“左”的错误冲击，“曲折”让年轻的中国党人和社会民众认识到是个长期的社会问题，不能用人为、冒进的方式和方法予以解决。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新中国逐步完成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也相应实现了对原有错误认识的修正与超越。上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诞生，标志着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范了解决的理论与政策。
作为一种自我创新与探索，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从成型之初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高度关注中国的民族实际，凸显中国特色。诸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识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促进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创新与探索。在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属性。此次会议之后，中央以文件形式对的基本观点作了十二条表述（即民族理论“十二条”），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体系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实践成为人类解决的东方模式。
60年来，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实践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同步，尽管经历过挫折，但整个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发展这一主题没有改变。
继承、发展、创新是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实践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凝结成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中国特质。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中国特质体现于当代中国政府处理的模式、经验和方式方法中，它既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一般共性，又符合中国的民族实际。
由最初的一项行政政策，到制定专门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到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三大基本制度之一，并进一步制定实施规定，这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业已实现法制化，已成为整合中国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牢固的、长期的制度。
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要明确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组成国家的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如何？新中国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制度安排上，以崇尚国家统一、尊崇中央王权的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以历代王朝的民族治理经验为借鉴，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关系格局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少数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特色制度。
这一制度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是解决的根本原则。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就是各民族在一切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地联合和团结。我国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在历史上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而且各兄弟民族经过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着我国各民族的平等，以及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其次，建立集中制的统一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承认民族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有在自主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反映在国家结构形式上，一个民族既可以同其他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可以建立联邦制国家，还可以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我国所选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按集中制原则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具体体现。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治是建立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集中制并不排斥各民族实行区域自治，而且主张只有根据各民族的特殊情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真正实现集中制。正如列宁指出的：“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要求区域自治。”“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具有比较大的特点以及具有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享受这种自治，那就不可能设想有现代的真正的国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进一步固化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在回答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时，中国党人先后提出过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化的工作。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党领导的合作和协商制度一道，并列为我国的三大基本制度。民族自治地方依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的事务，民族成员个体、民族地区整体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结合形势发展需要，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重新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还于2005年5月颁布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在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不容削弱。
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聚合民族精神的纽带
经验表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一项凝聚民心的社会工程，这一工程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提高了各族群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感，拉近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意识、互助意识。各族人民相互不舍不弃，国家认同随之提升，民族精神随之升华。
多民族国家的整合离不开合理的制度安排，但也同样需要亲和的精神纽带。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聚合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泛深入开展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种好形式、好办法。通过这项活动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形成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风尚，极大地促进了亲和、向上、和谐的社会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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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家民委把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国务院先后4次召开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一大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国家还借助公共教育体系，在中小学生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实施民族团结教育“从娃娃抓起”的社会工程。在民族地区长期坚持、东部地区试点的基础上，教育部决定从200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课程。200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现阶段我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整体要求。今年，国家多次组织会议具体部署这项工作。
共同繁荣是各民族的一致目标，实现共同繁荣的途径是各民族共同发展。从哲学意义上讲，发展是解决现阶段我国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回答了民族为何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为促进我国各民族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理路选择上的指导。
民族发展的过程性。民族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缓慢。
民族发展的动力。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民族的生产力。社会发育程度较低民族的发展，需要外力的助推。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其他民族能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支援，但受援民族的发展要把自力更生和国家以及兄弟民族的帮助结合起来。
民族发展的内容。民族发展是、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文化、社会4个方面的发展可以有不同的侧重。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的根本途径，要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各方面事业的共同发展。
民族发展的标志。民族素质，尤其是民族干部的素质，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民族发展的条件。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离不开长期、有效的民族政策支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中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我国民族政策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其最大特点是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优惠与照顾。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制定民族政策的根本目的。
民族发展的模式。民族发展的模式包括常态发展和非常态发展。实现非常态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将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与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民族发展，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实践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总是表现出新的特点和情况。
在改革开放之前，各民族人口大多集中在传统的聚居区，个体生活水平接近，因为缺乏民族接触和民族交往，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直接感受不到民族差异和利益冲突，民族意识也处于蛰伏状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泛而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的多民族成员的直接接触，加上就学、就业等方面的竞争，很多民族个体成员在文化对比、利益竞争中强化了民族划界意识和民族归属意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公民个体在素质、能力、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的分层和贫富分化，如果这种分化和对比与民族边界存在一定的吻合性，不公平感就会成为影响民族情绪的因素；以商业化为特点的现代文化对传统民族文化形成了强烈冲击，不少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忧虑；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很多民族成员感到诸多的不适应，引发了内心冲突和利益冲突，场景式的城市多发成为一种新情况；在对民族群体利益的关注方面，民族地区和自治地方越来越关注自治机关的民族干部比例和国家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使用的补偿问题。这说明，现阶段民众的民族意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趋势，这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
一个国家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新的矛盾和问题多发的过程，具体反映到上就是民族意识的暂时强化。对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根据民族意识趋强的新形势，发挥新中国已经确立起来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优势，引导各族人民正确看待、理解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各民族利益的共赢、共享。通过民族理论创新和民族政策优化，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责任编辑：张宗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