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社会数十年如一日的稳定步伐被打破了，社会进入了振奋期、发展期、动荡期，急剧地向着现代转型。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中国宗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时期，宗教处于极度受压抑的状态，是低谷中的低谷。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发布了19号文件，为宗教正名，重新恢复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其后一个时期，中国宗教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由于数量增加的势头较为迅猛，一度社会上曾不少人惊呼中国出现了“宗教热”。但这种“热”并非实质性的，而是前因所至，先抑而后扬的一种表现。因此这种反弹现象持续一段时间后就由“热”降至常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社会背景下，纵观我国今日的宗教现状，可以这么认为：近期我国宗教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是正常的、平稳的。这种平稳主要表现在：(1)数量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忽冷忽热的倾向，呈现出比较正常的发展趋势。(2)神职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虽然还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但比起前几年已有所增长和提高。(3)宗教界与社会的合作倾向在加强，表现在上同政府及宗教理论界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但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与经济形势必然也要对宗教产生一些更具体的影响，在新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宗教近年来出现诸多新的趋向。
就我国目前的宗教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总的来说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确定的，不一定同步，但具体来说，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由我们近若干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宗教发展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之间似乎呈现出一种“两极性相关”，即在一些经济极发达地区和一些经济极贫困地区，宗教都有着飞速发展的现象。比如在江、浙、闽等省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教和佛教的发展就比较快，比较广泛，信徒众多，香火鼎盛。如果究其原因，多是因经济发展较快招致了种种心理不平衡：看别人富了而自己还未富引起的“求神保佑急切致富”的心理；富裕起来希望神佑自己一帆风顺，四季平安；因社会变化较快而产生心理不安全感，皈依宗教求得心理安宁；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极为愤怒转而在宗教中求得慰籍。凡此种种，都是因社会转化招致了新的心理需求而在信教中取得心理平衡。另外如苏北及豫、陕中一些落后地区，经济贫困，交通闭塞，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宗教在此却也发展迅速，信教人数众多。究其原因自然与前者不同，多是因贫穷缺医少药而祷告治病者；因家庭失和而以宗教信条使之和睦者，缺乏文化生活而以宗教文化补充者。当然这种两极性相关趋向并不是绝对的，只是我们近几年研究中遇到的一种多发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国情参差，因此宗教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势必会呈现出多种形态，不可一概而论。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改革，西方文化又一次大规模进入我国，并在我国社会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传入的物质文化中有饮食文化、服装文化、工业文化等等；而在传入的精神文化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宗教文化。因为我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西方一些主要国家都早已现代化，所以，在我国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目中，西方文化即现代文化的象征，他们追逐这种新潮文化，乐此不疲，反映在信教现象上也是如此。在目前中国的五大教中，影响最大、发展最快的是教。
就教自身的特点而言，的确具有着一些便于广泛传播的条件，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它之所以对一部分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主要还是源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兴起的西方文化热的影响。不少大学生初次到教堂去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需要，而是出于好奇以及对在全世界影响极为广泛的西方宗教的膜拜心理，但当他深入进去，就有可能出现精神皈依。
和教中国热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影响力却未见较大增长，除在一些道教传统影响深远的地区外，道教的影响力甚至呈削弱趋势。当然这也与道教“清静无为”的特点有关，但在今天，和教相比，它的力量日见苍白并不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原因，而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征，它和京剧一样，在社会走向现代而背离传统时显得不合时宜，所以难以吸引正在追逐现代、追逐新异的人群，尤其是青年人群。
由此可见，西教东热现象并不仅仅是由于自身特点所致，而是受了转型期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传统宗教一般是指我国现存的五大教而言，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五大教各自出现了新的分化现象。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
1.出现了新的教派；
2.出现了游离于正规宗教团体领导之外的宗教群集；
3.出现了“地下势力”。
如教中国外渗透进来的新教派与本土滋生的新教派同时出现，自发的聚会点也有不少。天主教中分立出“地下势力”。佛、道教中也存在游离于佛协、道协之外的寺观、僧尼、道士，伊斯兰教中发生教派内部纷争。
此外，“民间宗教”近些年也在大批量复苏。在中国历史上，各地域都有一些独特的“民间宗教”，现在我们为了和五大教区别，统称之为民间信仰，这些民间信仰在解放后的几十年中因“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口号而收敛泯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多种经济成份的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民间一些传统意识也渐渐复苏并活跃起来，如妈祖、三一教等。这些现在虽然因被我们统称之为民间信仰，但其宗教色彩十分浓郁，特别在一些对宗教不十分内行的人看来，简直和宗教无异。这些民间信仰因其地域性、行业性而在某些区域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深广，在我国江南地区尤甚。
我国宗教近几年还有另一种新的趋向，即海外一些新兴宗教近若干年来正积极踊跃地进入中国，试图在中国立足并发展壮大，如巴哈伊教、灵仙真佛宗、、、新约新会、耶和华见证会、门徒会、灵灵教等等。新兴宗教是一种国际现象，多系外部渗透而入，多有一定的企图，在教义的解释上多倾向于自由化、神秘主义与实用主义。
以上三者的出现与同时并存，使我国“宗教”呈现纷纭复杂的多元化现象。
世俗化自然是相对神圣化而言，因为任何宗教都本然地与神圣相联。近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宗教世俗化现象一直在发展，宗对神学教义的信仰与热情日趋淡薄，其宗教观念及对世俗事务的态度都有了很大转变。
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倾向近若干年来也很突出，但它主要不是表现在对宗教的信仰与热情的转变上，而是表现于对世俗事物态度的重大改变。社会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型，使我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迁，它冲击着中国人固有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使人们日益积极地投身于市场经济活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同样也冲击和改变着我国宗的经济观念，使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经济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所占的份量。他们也希望有较好的经济收入，能永远摆脱贫困，其中年纪越轻的想发财致富的愿望就越强烈。
宗教世俗化趋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寺观文化商品化。过去多数寺庙基本是一方净土，出家者要超脱世俗欲念，清净修行，自己绝不从事任何商品经济活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不食人间烟火”，就是指佛超然世外而言。但纵观今日之中国寺庙，还有几处不食人间烟火，尤其是处于旅游胜地的寺观，对经济活动大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现实使然，暂不去评论其是与非，但这种现状确实令宗教在世俗化的路上走出很远。
中国宗教世俗化还表现在其教义教规简约化，更适应本土和现实的需要。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在新时期中，宗教问题往往仍与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处理此类问题时的困难程度有增无减，因此我在这里仍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值得注意的趋向。在我国宗教与民族复杂交织的形势面前，我们要接受前苏联东欧的教训，要注意国际上不断出现并激化的现实，特别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强化民族差异与民族个性，而应着重强调共性，强调各民族的团结，形成积极的社会诱导，避免隐患由此产生。
一、二十年前，甚至五、六年前，中国多数对宗教的印象是负面的：(1)视之为毒草，认为它是反对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是的。(2)歧视，起码认为他们是些思想落后、与党不一心的人。(3)认为宗教是封建迷信，是愚昧、落后、迷信的人。
和过去相比，现在社会上对于宗教的“”已经转向，现今许多人对宗教的态度大致如下：(1)尽管很多人不信宗教，但对宗教已不像以往那样持敌对或排斥的态度。(2)不再把宗看作异已分子、反常分子。(3)调查发现，有不少人甚至有不少党员干部认为“宗教对于今日之中国社会实际上是有益的。”
社会上人们对宗教的印象、态度的这种转变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已经深入人心，也说明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进行道德整合的正功能。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转型期一些社会成员受金钱而导致道德沦丧现象的反感及希望有一种精神寄托和向善的心理。
鉴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宗教出现的种种新趋向，一般的推论都是：中国宗教会有较大的发展。事实究竟会如何？我们对未来中国宗教的发展轨迹又该如何预料呢？
简言之，我认为有关中国宗教未来的发展问题是一个悖论。虽然我国目前存在着不少推动宗教发展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遏制和阻碍宗教发展的因素，二者相抵，使宗教在未来若干年内既会保持发展势头，但又不会过分猛烈、旺盛（当然，这一点上各教有所不同，一些教种的发展可能比另一些幅度要大得多。）。
具体地来说，推动我国宗教发展的因素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1)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2)科学技术的相对不发达；(3)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4)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5)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公；(6)社会转型引起的“心理震荡”。
而遏制和阻碍中国宗教急剧发展的因素主要为：(1)我国主体意识形态（辩证唯物主义）及教育（无神论）和宗教的冲突；(2)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内在排斥；(3)转型期的逐利主义影响人们，使之对信仰的追求淡薄；(4)中国宗教较内向、保守、缺乏向外的扩充力。
由于上述种种对宗教有利和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宗教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会急剧增长和上升，但从长时期来看，它终究会再次下落直至恢复常态发展。个别宗教即使将来在某个地区某个时期还会出现快速增长现象，但它在全国总的态势还会是持续的、平稳的发展，不会出现过度异常。当然，这只是对社会常态发展下的我国宗教发展轨迹的预测。
所谓“适应”，是讲宗教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制度，适应中国国情，适应社会的变迁，适应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在历史上，宗教曾经和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相适应。宗教适应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阶级利益的变化，是宗教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否则它便无法生存。宗教对社会的这种适应性，说明它有“再生机制”。
宗教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相适应是有根据的：(1)现阶段的中国宗教是作为人民中的一种思想信仰而存在的。它不再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剥削阶级发生关系。40多年来，它严格履行着政教分离原则。宗教信仰是个认识问题，是公民个人的私事；(2)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意识形态是包容着宗教的存在的。意识形态有层次和阶段之分。主义世界观属最高层次，只有在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才能达到，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尤其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生产力还不充分发达，人们的世界观只能是包容着多种观念（包括宗教观念）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世界观；(3)“适应”是双向的。协调是手段，“适应”是目的。当前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注意引导，顺应客观规律和客观存在，使之由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现阶段的宗教依照客观规律，加之本身具有相适应的要求，这岂不是“适应”变成了现实。但“适应”是个动态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还会出现新的不适应，一旦经过协调，会再向进一步适应的方向迈进。这个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将会不断地继续进行下去。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原文载于《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恒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