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数字足迹从流民到族群的兴起
自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奠定客家学研究基础以来，客家学渐渐成为一门显学，至上世纪十年代，涌现了众多研究者。而这众多研究领域中，客家源流一直是最为学者们所关注的，关于客家源流的专著就有不少。在这些论著中，讨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客家的来源、迁徙、语言、特质和精神等问题上。这些研究对创立和发扬客家学贡献巨大，使后辈追随者有清楚的脉络可循。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族群理论的流行，学者们开始思考族群认同与意识的问题。华裔学者梁肇庭是当代对客家学研究贡献颇大的学者。其遗著《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族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结合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与人类学族群理论，对客家史研究有全新的理解。他提出13、14世纪是客家的酝酿期。直到16、17世纪，因经济衰退人口迁移，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土客矛盾，使得客户具备了族群特质。
在形成这一污化之称前，其实文献中已有对客户民的记载。在修于清代雍正初年的《归善县志》中记载了明代中期归善县有异邑民入县的情况，这些异邑民被称为客户，他们进入惠州租佃土地，因常与当地土人发生矛盾引起了当局注意。在这些异邑居民中，有兴宁长乐安远武平之人涉及三省异邑流入之民其实皆是与其毗邻之地的人口因移入者的数量增多，与土著形成相对寓居人口。他们因租佃时表现强悍，被认为是“客户火”“与贼无异”。又因他们流动性较强，不在当地人口登记之列，加深了社会不安，并使当地土著心理难以接受他们。
但这种最初用于约束客户法却也等于承认这些外来佃耕开垦者的合法性，一旦这种合法性得到承认，而外来佃耕开垦的人口又远远大于本地土著时，其土户之间矛盾便是不易预料的事故。在乾隆《增城县志》中，我们看到本地人对这些外来佃耕开垦者的不满与怨恨。此类事件虽未直接构成任意族群意义上的暗示，但即便如此，也丝毫没有构成任意族群意义上的暗示。
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其最显著且易为人所辨识的是 客话。这自然成为用以区分不同 tribe 的可显著识别标志。在 tribe 分野还不明显的时候 客话 就已受人们关注，在清代早期的一些文献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至若 客 民隶增者，或共语诸方言，或独用一音调。”此种说法显示出尽管说 客话 人尽管迁入多时，却仍保存自己的方言，因此人们一听便知：“至若 客 民隶增者，或共语诸方言，或独用一音调。”
然而随着 土户 矛盾加剧，当下果然见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从 中原衣冠旧 Tribe 的后裔南迁而来的 客氏 通过 积极参与 租赁 土地方面活动以及维护自身利益而逐步发展出了一种 Tribe 特有的身份意识和 Tribe 自觉感，从而在长时间内不断扩展并巩固自身 Tribe 内部联系，并有效抵御来自其他 Tribe 的威胁或挑战，以此维护自身 Tribe 独立的地位。
总结来说，从“ 流民” 到 “Tribe” 的过程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性的历程，它反映出在地域变化中的社会关系重塑，以及如何通过共同语言和文化身份建立起稳定的社交网络。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传统 Tribes 或 Regionals 社会结构进行重新评估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不同文化间交流互动的心理机制，同时促进跨界合作，为实现国际融合提供重要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