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特征之探从流民到客家反复塑造的族群意识
客家人特征探究：从流民到客家，反复塑造的族群意识
自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奠定客家学研究基础以来，客家学渐渐成为一门显学，至上世纪十年代，涌现了众多研究者。而这众多研究领域中，客家源流一直是最为学者们所关注的，关于客家的来源、迁徙、语言、特质、精神等问题上，有不少专著。这些论著讨论焦点集中在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对创立和发扬客家学贡献巨大，使后辈追随者有清楚的脉络可循。
这一阶段学者们皆在传统民族史研究方法指导下展开研究，以民族源流、人口、特征及社会组织及分布地域等为考证重点，对于清晰地认识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有重要贡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客家研究被总结为“民系——文化论”范式下的研究。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族群理论的流行，学者们开始思考族群认同与族群意识的问题，这对于族群形成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关于“客家观念”“客户意志”形成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突破前人的成果。华裔学者梁肇庭是对现代对 客家族关系贡献颇大的学者，其遗著《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族性： 客家族及其邻居》结合施坚雅的人类区域理论与人类学族群理论，对 客家的历史有全新的理解。他提出13至14世纪是 客家的酝酿期。直到16至17世纪，因经济衰退人口迁移导致部分地区土- 客矛盾激化，才激发出 客家的自觉感，并具备了具有明确区别于他者的身份识别。此时，他将以共享文化传统称之为“文化集体”，但只有当 客户他者的接触并发生摩擦时，他们才产生强烈的情感归属感，从而区分出一个独立的心理空间。
一、“流人”的形象
最初作为外来异乡人的「临时居民」，他们首先被视作一种存在于边缘位置上的附庸力量。在文献记载中，被赋予负面色彩，如加上「犭」旁，但事实上早已有人对这种异乡人的记载。在修正清代雍正初年的《归善县志》中，有明代中期归善县境内异乡入籍的情况，这些异乡入籍的人被称为「临时居民」，常与当地土人发生矛盾引起官府注意。在这些异乡居民中，有兴宁长乐安远武平之人涉及三省范围，而这实际上都是毗邻地方人民移居后的结果。由于他们租佃土地表现强悍，被认为是「火种」、「无二法」。又因为他们行动自由度较高，不在当地人口登记之列，因此难以控制。当局无法有效管理这个外来势力，同时由于移入人口比原住民还要多数倍造成社会不安心理使得本地土著难以接受他们。这就通过拘押使其受约束来应对这种威胁，却也间接承认这些外来的合法性。一旦此类合法性的获得，而数量远超本地土著则自然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地主-农奴矛盾。但最初，这种矛盾却只是潜隐未见，在文献记载中撰述者的关注点仅限于外来佃耕人的身份以及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没有任何暗示或表达出任何宗教或政治信仰方面特殊团体之间冲突或合作的迹象。如果说有什么显著特征让人们关注的话，那就是它们强悍而勤劳如《归善县志》中的记录：“闽人犁来……其依山燔岭而樵，与负户汲水相告言故常乐讼。”嘉庆年间修订《增城县志》的文字同样显示出了它們對於土地改良能力：“（）因其颠倒甲乙变乱黑白几不可穷诘，大率宾争角胜。”尽管如此，它們卻仍無法構建一個任意意义上的區域認同系統。
二、“独立”的形式
作为独立集团出现的是在不断与土著接触磨擦后产生的一个标签，而最初用于指称它的是他称词汇。为了区分不同的集团，最显然易见的一个标识便是方言，即所谓“话”。因此，“话”自然成为了用以界定不同集团最明显可识别的一种标志。在集团划分尚不明确的时候，“话”已经成为人们关注对象，在清代早期香山记录有“或有东南话，或有东北话。东南语音既通四境”。然而在增城，当这些说东南方言的人虽然迁入时间久远却保存自己的方言，因此人们一听便知：“至若隶增之游子，其虽历年累月，无改其口音，不问即知非己俗也。”此刻，由一个只懂得方言的小组发展成为拥有某种生态系统内部自我认识意识的小组，是由不断增加的地主-农奴矛盾推动起来的事实。这场械斗持续14年波及17个村庄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之一。陈永海指出帝国时代 guest 家论述对祖先原籍进行确认可能主要因为斗争期间被指名道姓命名為"蛮夷"这样的标签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真正威胁。这意味着，只要没有这样的名称，我们可以假设再过数百年，也还是今天这样。但徐旭曾坚持认为，“guest 是站在土耳其讲故事说的‘other’身边，一切都应该按照这里说的标准”，所以我们不能把其他东西放在我们的世界里，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像今天一样继续下去。”
三、《余谈》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段非常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许多不同的想法和观点，以及各种各样的政策变化。这整个过程似乎证明了Guest Family's identity is still evolving, and that their uniqu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re still being shaped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