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造就了庄子的思想和著作
我们可以从许多史料中确定庄子所处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空前剧变的重要时期,中国历史由春秋迈入战国后,周天子的地位式微,礼崩乐坏,而庄子就是一位在此时期生活的思想家、文学家。
这样重要的人物,竟只留下了《庄子》一部著作,是以,后人只能窥探此书来了解庄子。在《庄子》中最重要的,就是“寓言”的部分。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里明确地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所以,从这些“寓言”中就能探知作者的智慧和思想。
关于这部伟大作品之完成,时代背景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及时代,造就了影响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思想?又催生了《庄子》这部流传百代的文学作品?以下,玲珑就此背景进行分析,意图了解促使庄子思想形成和《庄子》一书完成的“驱动力”。
战乱不断
中国在夏商及西周时代,天下都属于大一统形态,天子就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到了东周以后,许多旧的制度到此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春秋时代,许多方面正在快速地改变。这种改变背后,也突显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一方面,时代不同以往,人民及社会的需求已经改变,不能再延续旧有的制度,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新的统治局面也在诞生中,王室衰微,周天子权力下移,大国各据一方,如历史上的“春秋五霸”,各霸主表面上尊敬周天子,实际上在明里暗里发展自己的国家和势力,社会持续呈现变动的状态。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更多了,情势瞬息万变。《战国策》中提到:“仲尼既没之后……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由此可知,孔子之后的春秋晚期,田氏家族掌控齐国,晋国被瓜分,此是个战云弥漫、你争我夺的世界,这时各国无不以强大武力作为后盾,进行吞并、争斗,大国小国纷纷崛起,进入了所谓的“战国”时期。
因为战争而“流血遍野”,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过后所遗留的残破景象,人民的生活则是“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因为战争不断,人民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生活的艰苦不言而喻,人伦道德在此时已荡然无存。
此时的天下,君王臣子之礼已崩坏,变成有心之士争权夺利的“修罗场”,他们以智力和武力相互较劲,争相成为霸主。庄子所处的宋国由宋湣公至宋康王之世,陆续发生政权之攘夺,而宋国又处在著名的“四战之地”上。众所周知,宋国是被周征服的殷商遗民所立,的命运已经够悲惨了,再加上其国地处多次战乱的中心,因此更加重了宋人所受的饥饿、蹂躏和。
由此可见,庄子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多灾多难的环境之中。在玲珑看来,任何一种学说之兴起,莫不与大时代的环境有密切之关联,庄子学派之兴起自然不例外。由上述观之,战国之世,上既无天子以统裁诸侯,下亦乏霸主以齐一号令,各国贪婪竞争,先利后义,辟土地、争城池,杀人盈城盈野,所以庄子曾感慨地说:“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在混乱的大环境中,民生势必凋敝,人生势必悲苦。
生活困苦
此时,庄子的生活和一般百姓一样,可用“贫苦”来形容。《山木》其中一篇写庄子的生活:
“庄子衣大布而铺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
他穿着补过的粗布衣裳,以整齐的麻丝作为带子,缚在鞋子上,拜访魏王。魏王问庄子为何如此疲困?庄子以为自己是贫困而不是疲困,是因为自己处于一个昏庸愚昧的时代,只有谨慎处世始能防止祸患。在此,庄子认为自己只是物质生活上的贫乏,并不是精神生活上的空虚,而精神的苦闷是黑暗的现实造成的。另外在《外物篇》中也提到庄子向监河侯贷粟,他因为穷困而急需援助,虽然故事的重点在讽刺官府的无情及伪善,但由此可知,庄子在物质生活方面确实穷困及匮乏。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读书人要解决眼前的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出仕。在国君唯才是举的战国时代,读书人的确可以因做官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享受富贵荣华。然而,庄子就是跟一般人不同,就史料中的记载来看,庄子只做过蒙漆园吏。
其实庄子曾有做官的机会,《史记》中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子却笑着告诉使者,“千金”及“卿相”虽然可以让人获得名和利,但人犹如供桌上的牲品。可见,庄子宁愿“游”在穷困的环境中自得逍遥,也不愿被世俗的名利羁绊;他视富贵如浮云,将名利权势看作累赘;他亦知道名利官禄可能带来祸害,所以一生不仕。
司马迁云:“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及生活中,庄子要如何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要如何在逆境中得到精神的超越?庄子不愿因做官而改变自己,于是将心力放在著作上,他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字言语当中,以荒诞浮夸的言辞娱乐自己、表达心志,使自己内心自在自适。
庄子生在纷乱之世,既无以扭转寰宇,又不能远离人群。他与“鸟兽”同群,内在之疲惫、痛苦、无奈及无助,盖可想见。他在《齐物论》中有感而发:“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伦常丧绝、社会失序,进而使人们形成一股“成心”去看待人世。于是,真理泯灭者有之、是非纷争者有之。芸芸众生中,鲜少有人能超脱人生之苦难,只能想办法保住性命,在乱世中找到生存的方式。
庄子所生存的人间世,是权力横行作恶的时代,而处乱世之中,人与权力之间的界面乃被缩小、窄化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实难以入世与出世的二分法来看庄子的处世态度,不过,庄子自有其对二分法的看法:“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庄子真正关心的是圣人究竟该如何保全他自己的生命,在存活与死亡之间已经没有太大差异的时代,庄子于是主张追求——逍遥自在的境界。而所谓“逍遥游”的境界,就是在无限的痛苦及现实的悲苦中,要求自己能超拔而出,拥有自由快乐的心境,进而达到精神自然和谐的欢愉境界。
在《庄子》中,虽然有不同的论点和思想,但总归而言,都是在追求生命痛苦的解脱及自在。至此,《庄子》在与环境的缠斗挣扎中诞生了。
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面对战国时期不同的社会问题及战争纷乱,孔子以来建立的儒家思想——仁义之说,已经完全不符合当世。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及人生哲理。
庄子以继承老子的姿态出现,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且为道家的右翼;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相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百家争鸣的现象在《庄子》一书也曾出现:
“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
从这一段话,看出和庄子同时的学说有儒、墨、杨、名家等许多派别,庄子借着和惠施的对话,透露出当时各种学说充斥的情形,并询问惠施彼此的高下。
各学派以文辞互相辩论,以发扬自己的学说。不同的学说存在于战国时期,学术的花朵四处绽放,如孟子力倡仁政,韩非主张用法,庄周则强调生命价值,各有不同观点,各自对当代及后世学术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