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北华大合主办、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2016年年会暨“日本的社会变迁与中国”学术研讨会12日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在发言中指出，通过探讨宗教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来研究宗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可以为认识与把握纷繁复杂的宗教现象提供帮助。

 

 

例如，天理教创始人中山美伎是农村妇女、金光教创始人金光大神是农民、丸山教创始人伊藤六郎兵卫是雇员、灵友会奠基人久保角太郎与小谷喜美均为下层劳动者、大本教创始人出口直与奠基人出口王仁三郎均为贫苦劳动者、生长之家创始人谷口雅春是下层工薪者、立正佼成会创始人庭野日敬与长沼妙佼均为小商人、人之道创始人金田德光是小商人、创价学会创始人牧口常三郎与户田城圣分别是出身农家及渔民的小学教师等。

另一方面，创始多身体欠佳或家庭不幸。例如创建黑柱教的黑住宗忠家族本来是神社的神职人员，而且宗忠也在31岁时继承其职，但父母相继染流行病去世，自己也患上结核病；天理教创始人中山美伎丈夫过度挥霍导致家庭没落及长子患病、大本教创始人出口直家庭贫穷及女儿患精神病等。

实际上，对于新宗教创始人而言，具有某种“神奇能力”是创造新教团并吸引信徒的最重要因素。正如日本学者村上重良指出的那样：“标榜能满足民众现世切身利益的，自称是神灵附体的活神，能显示出超人灵验力的民间宗教活动者。”。教祖去世后教团容易分派。例如灵友会1941年增加到84.4万信徒后，由于喜美不擅长法华经的内容，导致分派较多，例如1935年理事冈野正道离开后成立孝道会（今孝道教团）、1936年高桥觉太郎成立灵照会（今日莲诚宗三界寺）、1938年井户清行的思亲会等，1944年久保去世前后再次分离出许多新的教团。

 

王新生表示，在日本近代，人们根据需求可以选择成为某一个宗教团体的信徒，也可以转为其他宗教团体的信徒。

另一方面，新宗教尽管有时采取带有强制性色彩，但基本上通过教义吸引信徒。例如，1928年天理教第二代教主中山正善曾对12480名传教者进行过实际调查，最多的是因自己或亲人的身体患病而入教者约占61%，其次是父辈的信仰传承者约占20%，第三位是受教义影响者约占12%，第四位是因家庭不和、经济失败、人际关系等约占2%等。六成以上人员因疾病加入天理教，1928年天理教已拥有409万之众，教会总数上升到1.4万个。

因时代、教团、教义等，信徒加入教团的动机也各有差异。例如，在知识分子、城市中间阶层拥有较多信徒的大本教，在1916年到1921年之间85名入教者中，因患病、贫困、家庭问题等入教者20人，参加农村救济运动遭受挫折者1人，难以接受近代思想、文化者6人，寻求新民间宗教者35人。由此可见，大本教的入教者除疾病是最大原因外，通过探索神灵现象的合理解释解决过社会急速渡时期精神上的不安也是其重要因素。

 

王新生强调，传统宗教追求来世，新宗教追求现实利益且其教义通俗，多是教祖的言语录。例如黑住教以崇拜太阳、竭力感谢之情的教义为中心，其经典是宗忠遗留的300多首短歌、260封书信及七条组成的“每日在家修行之事”；天理教的教典主要是创始人留下的《御神乐歌》、《御指图》及《御笔先》，传教方式主要以“转达”形式进行，即倾听来访者的诉说，通过祈祷转告天地金乃神，聆听神的启示，然后再讲解给求助者。

由于新宗教团体的教义与政府政策、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矛盾，有些新宗教过于追求现实利益，甚至为此出现改造社会的言行，因而新宗教常常遭到日本政府的取缔或。从1874年到1886年，天理教创始人中山美伎共遭拘捕18次之多。尽管天理教不断修改教义迎合当局，终于在1908年获得认可，但依然列在政府监视取缔对象的名单中；大本教否定明治维新，提倡“神政复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提出“大正维新”口号，昭和初年大本教再次提出“昭和维新”的口号，主张改造国家政体和废除议会，并组成性团体“昭和神圣会”，结果遭到两次，名存实亡。

 

王新生举例称，天理教的最高领导机构本部设在天理市，本部下设大教会、分教会、直属教会、部属教会和一般教会，各级教会由教会长负责，定期组织宣讲教义、教化信徒、各种庆典仪式等活动，每一名信徒必须隶属教会，有维护本教会和促进其发展的义务。作为横向组织，天理教按都道府县设置教区以及下属的支部和组，与此同时，会员按照性别、年龄分别编在妇人会、青年会、少年会和学生会中。

综上所述，随着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出现了许多新宗教团体。尽管其主张与政府政策发生矛盾乃至冲突，但逐渐被纳入国家体制甚至军国主义体制中，在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其战争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毫不夸张地说，如何深刻反省这一段历史仍然是今后各新宗教团体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保障国家能够持续和平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