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思想在传统文化精神中始终占据着最高尚、最重要的地位。 然而，和隐士的形式一样，它一直采取的是“逃避尘世，无所见，不厌烦”的隐士方式，因此很容易被大家忽视，也很容易被遗忘。 说得严重一点，隐士心态和历史上的隐士，其实是经营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 至于道家学术思想，则与隐士思想密不可分。 与其说道教起源于黄、老，或者老、庄，不如说道教起源于隐士思想，演变为老、庄，或者黄、老。 为什么我们提出隐士思想如此重要？ 只要举出三个理由并解释一下，你就很容易明白其中的原因。

（一）古代历史传说的反证

我们的历史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秦汉。 所谓正史，除了孔子所著的《春秋》以及《春秋三传》（《左传》、《公羊》、《谷梁》）和《国语》之外，还有孔子及其子弟编修的历史。弟子们。 五经（《易》、《礼》、《诗》、《书》、《春秋》）。 后世有所谓“六经皆史”，也就是说，我们所保留的五经资料，都是有足够价值的史料，但这些都是正史题材； 此外，自古流传下来，散见于民间传说和诸子百家中。 记载的相关史料是历史背景的一部分，是相互矛盾的证据，不能说没有接受价值。

相传历史上的隐士有第三代许攸、晁父、卞睢、武广等人。 这些人物大多“视富贵如浮云”。 同时据说他们的学识、道德、品格都具有超人的成就。 正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和名誉，所以“天子不能为臣，诸侯不能为友”。 因此，我国历史上所尊崇的圣帝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和崇拜。 添加; 也就是说，历代圣贤君王，无论从政还是为人，最关心的就是隐士的异见和蔑视。

尤其是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民众心理对隐士的态度十分关注。 秦汉以后，司马迁写了《史记》，专门强调了隐士的重要性，并将其与谦虚的高风度结合起来。 共同指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崇高愿望的另一个侧面。 因此，他在写贵族世家时，就以“吴太伯世家”为题材； 他写传记时，曾以《伯夷传》为部分题材。 尤其是在《伯益传》中，他借题展开了对历史、人生、世事哲学的探讨。 比其序言更进了一步，深刻揭示了文化哲学观点，强调了隐士的思想背景及其崇高价值。

（二）孔子与隐士思想

其次，大家都认识了我们大成圣师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有君主制思想的救世主。 他要面对现实，反对逃避责任。 但他一生极力推崇伯夷、叔齐、吴泰伯等人退位逃亡、躲藏起来，尊重他们的人格。 他还谈到了为人处世之道：“国有道，言语狂妄，行则危矣；国无道，语无礼，行则妄”。 “这太愚蠢了”等等。 这说明孔子本人虽然有拯救世界的愿望，但他仍然非常认同隐士“智者避天下，而后避土”的思想。 就连他为人处世的一些方法，也不得不采取与隐士理念相同的态度。

因此，他在周游列国时，受到了秦朝统治者和继承人的嘲笑； 受到常举、解调的批评。 当他明白了楚狂和他父亲的讽刺之后，他只能会心的叹息，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为此。 只见介敦批评他说：“天下多有能言善辩的人，谁又能改变呢？且不追随开创天下的人，又怎能追随开创天下的人呢！” 他对此无能为力。 据注，有“飞禽走兽不能同群，世间有道，山川不相和”的感叹。 后来，人们引用他的“鸟兽不宜聚集”这句话，认为这是孔子骂隐士消极被动的丑言。 事实上，他所说的话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丑恶和消极。 恶狠狠的，他只是表达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各做各的事情的情感。

因为鸟飞兽走，所谓飞远的被动者和世间的主动者，都可以各行其道； 他们表明了他们决心走拯救世界的道路。 我们只要读一下司马迁《老庄沉韩传》中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吾知鸟能飞，吾知鱼能游，吾知畜能行。”走的可以忽略，游的可以忽略，龙可以当礼物，飞的可以当竹篮，至于龙，我知道它乘风破浪。升天了。我今天看见老子了，看起来像一条龙？” 通过一段话，我们可以理解孔子所说的“鸟兽不相聚”。 的语义是什么。

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对隐士思想的评价以及对以高隐者为代表的老子的推崇。 因此，司马迁在写《老子传》时，就得出了“老子是隐君子”的结论。 总之，孔子的思想与秦汉前后的所谓儒家、道家思想有相似之处。 他们本来的本质，就是“君子适时而行，不合时而谦让”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对于隐士来说。谁“彭浦宜兴”，隐士的思想就有“心向往之”的情感底蕴。

（三）隐土与历史、政治的关系

说起历史政治和隐士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历史体系中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然而，每个人都习惯遵循相同的传统。 当谈到历史时，他们不会一本正经地读它，而只是牢记在心。 人们以一种混合的态度来研究它。 但无论属于哪一种方式，历史和政治幕后隐士的价值都被忽视了。 我之前就强调过，隐士心态和隐士是中国文化管理背后的主角。 然而，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是无法确切知道自己的行为的。 只有道士才能收藏，而且有些是假的。 ，收录在迫在眉睫的诸神传中。

我们现在提出的那些与历史、政治有关的人物，只能算是“半隐士”。 所谓“半隐士”，是指他们在生前或生后都过着隐士的生活，余生都在世间度过，参与现实社会，参与实际政治。 关于“半隐士”和“隐士”，我们引用宋代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 作为合适的解释，放翁诗曰：“仁人志士居山恨不深，人知已背叛初心，不必更严。” 我亲爱的一代人，从我出生在巢穴到现在，我一直在犯错误。”

他相信，真正的隐士不会深入深山，远离尘世； 而那些名声大噪的隐士，也早已落空了最初的逃亡动机。 且不说别有用心的严子陵一伙，就连许攸朝父等人都被发现了，有着“高尚志向”的“隐士”美誉，但他们却已经彻底走错了路。 这句话虽然是吕放翁感慨地说出来的，但也足以代表“半隐士”的普遍感叹了！ 至于与历史、政治有关的“半隐士”，如伊尹、傅说、姜尚，以及间接相关的鬼谷子、黄石公，以及秦汉以后的“半隐士”，比如张良、司马德操、诸葛亮。

南北朝以后，道教人物如王猛、陶弘景，唐代魏征，宋代陈抟，元代刘秉忠，明代刘基、周典，范文程等清代等都在其中。 较大的通常更容易熟悉。 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和政治上独特的局面：在整顿时期，即新中国成立期间，作为中国文化幕后“隐士”的道教人物，见危不乱，挺身而出。代表农村的普通老百姓。 爱国者的精神支撑着命运之主，创造了新的时代和历史。 和平时期，他再次默默无闻，将他的功绩和责任交到了自封的儒生手中。

因此，我们要明白，中国历史的演变、兴衰，是学术思想的关键。 其中有几乎普遍且难以达到的规律：即每当混乱恢复秩序时，多半是道家人物和道家学术思想的功劳； 天下太平的时期，人们坐下来谈论道教，并注重齐治平理论的实践，成为儒家的天下。 “隐士”道教人物在过去的中国历史和政治中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司马迁等少数人“通晓古今之变”外，大多数人对实际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真正的道教人物是与真人道教人物相比较的。 学术思想一直被埋藏在不公正的档案中。 让我们简单地引用一两段正面和反面的史料，以便获得新的认识。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详细解释。

1、与历史上畏惧“隐士”心态相反

周朝：“太公王（姜尚，字子牙，因有功，被周朝尊为太公），被封为齐国太公。齐国有中国士人不忠于臣子。”太公三度召见，未到，命杀之。周公曰：此人是齐国大儒，如何？太公曰：吾不侍奉天子，亦不友善诸侯，怎能与大臣交友？岂是吾欲弃民？与臣交好？是啊，三召不来，就是违民了。如果族长为首，让一国跟随他，你指望谁来为王呢？

这个历史故事说明了姜太公被封为齐王后，想要杀死齐国的“半隐士”华氏。 他不服从皇帝，对诸侯也不友好。 曾三请，未出山。 这让“半隐士”出身的姜太公产生了杀机。 因为姜太公是高手，他明白“半隐士”的好处和坏处，而且他刚到齐国，地方旧势力还没有投降，所以他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不合作的作风。发展。 于是周公惊讶地问他，你为何随随便便处决一个“高士”？ 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如果像华图这样的人都受到称赞，那我该当谁来当齐王呢？ 这确实痛苦地说明了统治者的艰辛，同时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古代对于“隐士”思想的重视。

其次：战国末年，齐国派遣使者出使赵国。 赵国女英雄赵威侯接见齐国使者时，还没有讨论到主要话题。 赵威侯问了一些关于齐国的问题。 至于政治问题，最后他说：“于令子仲还活着吗？他是一个不臣于君王，不治家，不求诸侯帮助的人，这是什么？” “用领导人民？我还没杀过人”？这个外交史上的故事与姜太公要杀华氏的说法是同一个概念。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当权者对“半隐士”的恐惧和对侠义的恐惧是一样的心理。

事实上，齐国的“半隐士”虞令子重已经无法与姜太公时代的中国士人相提并论了。 赵威挑衅齐国使者之后，或许是忌惮这个“半隐士”于令子重的才华，而对于齐国来说，在与赵国的外交政治关系中，他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出于秘密的影响，他急于消除祖国智者的心理意识，脱口而出这样的政治和心理战话语。

二、尊重历史上“隐士”思想的积极方面

尧帝想让位给许攸，周初就采纳姜太公的建议，尊重伯益、叔齐的节操。 这些都是大家都熟悉的事件。 秦始皇一怒，背叛了不听话、不合作的儒生，从而失去了民心。 汉高祖想立太子代替他，后来又利用张良的建议，让躲在商山的四皓不再理会汉朝。 高祖的四个“半隐士”把他活活拖下山，成了太子的老师。 如此一来，汉高祖就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改变计划，也不敢再说换太子的事情了。 此外，历代皇帝请“隐士”入山探询国事的例子不胜枚举。 著名的就是陶弘景，人称山中宰相。

因此，在历史文化著作中，就有古代的“隐士”，秦汉以后的“仙人”，唐宋的“高士”、“处女学者”等声名卓著的称号。没有地位。 尤其是在宋代，有一种“处子秀才”，以“半隐士”的姿态一举获得名声的荣耀，被后人讥讽为“成名的捷径在于”。阴霾”。 以及后宋理学家讲学而不为官的作风，都是传统文化背后主角的“隐士”作风造成的。 清军入关后，英明的康熙皇帝屡次开设博学的弘慈学堂，吸引不屈服、不投降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对付“隐士”的政策。

为了说明道家学术思想的起源，我们稍微触及了隐士问题，暂且不谈。 至于“隐士”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利弊，目前很难详细解释。 简而言之，我们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隐士”思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他们的最高目的和最基本的动机，所谓拯救世界、带来和平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 不同之处在于采取的方法和态度，各有各的看法。 儒家的孔子、孟子正在积极地把自己强加于世，试图拯救世人。 道家“隐士”的想法是，因势利导，隐身而行。

所以，道家的方法就是用“弱”、“柔”。 结果，它经常被错误地使用，导致弱点。 这是它有害的一面。 但从好的、有利的一面来说，正是《周易》中的干卦。 具有“九”的精神，俗话说“见群龙无首，吉祥”。 “龙德隐藏”。 因为不在任何位置，所以能够绝对冷静客观，在幕后领导九五。 如果也牵扯到道教的变迁之中，那当然是由道教的变迁构成的，必然不能幸免于变迁，对当前的困难无济于事。 我们研究道教的应用时，首先要了解这种精神，才能谈论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利弊和价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