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用相互作用和生成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宇宙、社会和文化，它是生态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态论，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大生命体和大生态系统，以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为中心，激发社会生命的活力，协调社会机体各部位之间的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大生命体的健康运行。落实在宗教领域，研究者和管理者就不能满足于分别去考察处理各种宗教问题，而要对中国宗教生态在宏观上有整体性的把握，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失衡与重建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以保证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能长期协调，避免出现病态化趋势，使社会稳定又有朝气。
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存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一元分化式。三大教以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为共同先祖，以《旧约》为早期经典，先有犹太教，再分化出教而有《新约》，又分化出伊斯兰教而有《古兰经》，同出一源，在经典启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相续出新。犹太教、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其崇拜的神灵是绝对唯一神，它至高无上，全知全能全善，不承认任何他神。由此之故，其激进主义必然唯我独尊、强烈排它。三教内部不断，形成教派互斗；外部不断对抗，造成宗教冲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必须作大的调整，关键是壮大开明派的力量，抑制极端主义，倡导贵和、理性的宗教温和主义，并使其主导宗教的发展方向。
印度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神蝉变式。婆罗门教起源古老，以《吠陀》为经典，以梵天、毗湿努、湿婆为三大主神，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信仰梵我一如、业报轮回，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相结合，全方位覆盖了印度的社会文化。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兴起，主张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获得社会中下层的欢迎，甚至得到刹帝利阶层和国君的支持。但印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经历了数百年间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对抗，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和民间信仰的若干成分，演化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并逐渐将佛教挤出印度，重新占据除了伊斯兰教社区以外的印度社会的精神世界。这是一次大蝉变。佛教于是悄然退出印度，经过南北两条通路走向中国和世界。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却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的深厚传统。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因而有众多民族及其文化。历史上，中原农业发达，文明程度高，民族间的争斗、交往、迁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内聚力强大。同时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周边游牧民族入主或认同中原，又带动边疆进入中华版图，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结构和生态，直接造成中华文化在成分结构上有双层性，即数十个单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特色，同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又有文化的主体性和共同性。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与家族社会土壤里生长出亲情、乡情与群居智慧，追求和谐稳定，喜欢用家庭乡里的眼光看社会看世界，亲近土地和自然，产生出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以儒、道互补为主脉的中华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逐步建设起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生态系统。
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主要表现：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导宗教信仰，两者互为补充。孔子儒家仁和之学和老子道家道德之学，本质上是人学，它们规约着中国各种宗教发展的主流路向，即“神人一体，以善为教”，从而避免了欧洲中世纪神权和神学垄断，使宗教义理贴近现实生活，有益道德教化。而宗教又弥补了儒、道两家缺少彼岸追求和神灵慰藉的不足。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民间宗教与正统大教相别又相互流动，形成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不仅同时满足了上下阶层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动中保持着宗教的生命活力。第三，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民族主体性表现为：敬天法祖为全民尊奉并数千年不变的基础性信仰；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仁为体，以和为贵，以生为本，以德为上，追求福寿康宁的核心价值。同时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因此它在文化上必然是开放的，易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佛教是请进来的，经过儒、道两家的洗礼，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进入主流文化。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儒家礼教、理学相结合，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天主教与新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出现曲折与冲突，但爱国守法的团体、人士和活动仍然被中国接纳，有正常生存空间，只是中国化的过程较为漫长。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儒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导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彼此和谐而且会通，成为风气。历代王朝文化政策主流是三教或多教并奖，信仰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还出现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现象。
近现代以来，我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出现断裂，宗教生态严重失衡。其表现：一是在现今合法五大宗教中，外来宗教的比重远大于中华传统信仰，道教、佛教加在一起，亦不过半，而唯一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五大宗教中群体最小的宗教；二是历史上主导诸宗教精神方向的儒学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是负面的形象；三是民间信仰缺失，填补这一缺失最具活力的是尚未充分中国化的教。教以较快速度在城乡增长，成为正式信徒最多的宗教，削弱了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急剧地改变着中国宗教原有的结构版图；四是“地上”、“地下”教群的二元存在，使统一的宗教生态破裂，处在灰色地带的宗教群体在病态中生存。
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种良性生态模式，它是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样文化相依共荣在宗教关系上的表现，有益于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从文化战略上考虑，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八个字：“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多元通和”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导下，全面开放各种爱国劝善的宗教，将其纳入社会管理视野并加以积极引导。多样性宗教之间一律平等，和谐互尊，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形成爱国守法、行善积德的文化联合体。“固本化外”要求加大中华传统信仰文化重建的力度，继承和发扬仁和之道的优良传统，加快各种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步伐，使之如同佛教那样，成为中国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弘扬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促其实现当代转型，展现中华文化的崭新风貌和新时期文化的民族精神，发挥其融合不同文明的传统优势。作为一神教的教，其激进主义认为“耶稣以外无拯救”，有强烈排它性，容易被西方霸权主义利用。这样的教不适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需要，必须与儒、道思想相结合，不断地中国化，也就是不断地温和理性化；减弱其排它性，增强其包容性；减弱其洋教性，增强其中华性，使其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敌对势力图谋把中国教化，我们的对策便是使教中国化，这是保持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性相统一的唯一可行之路。要大力组织和培育年轻开放而有中华文化素养的教学术队伍，他们将肩负起使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重任。民间宗教是民间社会的精神依托和稳定要素，也是儒、佛、道三教成长和回归的土壤。它们存在着低俗诡异、妨碍科学的缺陷，有被利用来骗钱害人、煽惑谣言的负面作用，所以需要正确引导和依法管理。开放民间宗教是重建多元通和宗教生态信仰基础的重要步骤。
宗教生态论将使中国社会主义者获得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整体观、动态观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努力创建多元通和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使各种宗教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各得其所，各尽其职，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进而为改善世界的宗教生态、推动文明对话尽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