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西方宗教学与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探讨思想道德和法律的自然共鸣
在我们跨越世纪和千年时刻，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便是宗教学的兴起与迅猛发展。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现象和灵性生活的一部分，其研究历史悠久，但在宗教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这种研究往往是各自宗教本身的一种内在性探究，或是相关学科边缘性的补充。西方宗教学作为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一门新兴学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围、特定范畴、基本方法和流派。
西方宗教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势头，对世界宗教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它形成了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强调对宗教现象的客观描述、临境观察以及主观理解，不涉及对其本质定性或价值判断；而广义上，则包括对其意义的探讨、揭示其本质并评估其价值，以一种开放态度迎接研究范围的扩大。
此外，一些现代学者还主张将如考古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等纳入广义中的视域。西方宗教学探究的人类精神世界基础关系，如神与人的关联、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联系等，是构成其研究体系特定范畴的关键。此过程中，如麦克斯·缪勒在《宗教学导论》中所展示出的“神”概念对于“人灵魂”的体认，以及鲁道夫·奥托关于“神圣”（Numinos）超然与内在关系，都为后来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启迪。
西方宗教学早期理论解释至今仍对我们认识理解有启发作用，而这些基本方法则呈多元态，由此亦构成了不同分支及其侧重和各种流派。这包括纵向梳理史料方法、中止判断现象方法横向比较法，以及田野考查实证法等。这些理论体系和方法已为全球整个世界乃至中国当代全面的世界地带奠定基础，并形成了一套基本模式框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面展开，并逐步形成思想理论探讨史料史实探讨这两大方向，推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我国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系统研究：一是在心灵层面，即对人之“精神体验”、“情感”、“信仰”等内容进行分析；二是在社会层面，即围绕组织形态来看“群体性”，即如何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意义分析。
这种双重路径意味着我国现代翻译事业不仅要引进国际先进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到国际交流合作中去，为我们的传统文化赋予新的生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经验，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而且，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经典著作，这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加大投入资源，让更多优秀作品得以翻译出版，为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提供平台，让国内外同仁能够就共有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加速知识传递，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