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宗教文化生态实现无欲则刚的境界探索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之一，他提出了“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并将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研究。他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而是平行发展。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将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这不仅包括研究各种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如何存活，以及它们对社会、其他宗教以及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保护其多样性的方法，以利于人类和谐与进步。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几种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一元主导型，一种宗教成为国教，如印度（印度教）、巴基斯坦（伊斯兰教）、波兰（天主教）等；多元紧张型，如克什米尔地区、中东地区等，其中各个宗派之间常常存在紧张关系；而多元和谐型，则如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这些国家能够保持相互尊重与合作，使得不同的信仰体系共存并发扬光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通过长期融合与友好的方式处理民族间的问题，我们形成了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厚德载物为特色的品格与精神。在信仰层面上，这样的环境促成了许多不同信仰体系共存，不仅没有引发冲突，而且有助于彼此学习与成长。这种模式具有良性，对内容有助于形成一种无欲则刚的心境，对外则能促进世界各地信仰之间的对话，与之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人的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但这并不意味着独尊某一特定宗 教，它提供了空间让人们自由选择其他任何形式的灵性追求，只要遵守中华传统中的基本道德准则即可得到他人的尊重。此外，中国的人民拥有广泛且层次分明且内外兼容的情感生活，从佛到伊，从天到基，每种情感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并且都被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存在。
因此，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的宗教学术争执，也很少因为信仰差异而爆发族群冲突。相反，传播者往往采取的是一种宽容开放的手段，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由西方势力带来的影响下，也未能彻底摧毁这些传统。而儒佛两家更是作为中日韩三国友好纽带，被视作重要桥梁，他们共同塑造了亚洲的一份特别的情感联系。
由于这一系列因素，加上深植于中华民族心中的“同而不同”的认知传统，这种混合式结构得以持续不断地复制自身，使得它成为了一种久经考验又持久不衰的心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思想界人物不断运用古代经典来调整现代问题，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提出“殊途同归”，宋明儒学提倡“理一分殊”，清末时期还有人提出“仁以通第一义”。
总结来说，中国推崇的是一种包容性的单一性，同时也展现出极高水平上的开放性。这使得它既成功融入印度佛教学说，又愿意吸纳西方知识，为此，在古代至今，都坚持着一个稳定的原则——让所有东西皆能并存，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国际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