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8年抗战的艰辛历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奋勇战斗，为取得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浙江宗教界同全国人民一道，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日，本报记者追寻往事，缅怀英烈，走进那些留有抗战印迹的寺院道观，展现尘封的历史画卷。 “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佛教界抗日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数宁波奉化雪窦寺的太虚大和尚和天童寺的圆瑛大和尚。”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的杨福茂教授告诉记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即由庐山发出“铣”电，呼吁国内外佛同赴国难，应云：“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电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太虚法师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告，呼吁全国佛行动起来，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宣传以至地下斗争等抗日救国运动。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春，冯玉祥将军到溪口时，为太虚大和尚书写“太虚大和尚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太虚大和尚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圆瑛法师在抗战期间，组建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是中国近代爱国高僧，也是佛门一代宗师。圆瑛精神通过他的赵朴初、明旸法师等，影响中国佛教界近百年。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圆瑛大师对身边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欺凌”，“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 圆瑛大师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轻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大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多处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日军不准收埋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难民的遗骸，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看着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大师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队员由上海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他们每天用4辆汽车，将国人的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3个多月的时间，总计掩埋尸体1万多具。沪战3个月中，这群菩萨僧昼夜不停，活跃在东战场上，出动工作达百多次，来回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救济众生法事。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我们这个‘僧侣救护队’所救护的负伤员兵及租界难民，总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 圆瑛大师率领中国佛教“僧侣救护队”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博得社会人士的赞美，博得中外的称扬，中国报纸誉其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赞誉这群圆领戎装菩萨僧为“战神之敌”。那时侯，上海各种救护组织中，只有这一杆“佛”字旗最生色，最动人，最受人欢迎，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 抗战路上的无名石，道教济世救人 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香火旺盛，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收容了7000余名难民。时任方丈李理山继承道教的优良传统，弘扬道教济世救人、匡扶正义、无私奉献、尽瘁事国的精神，有规模、有组织地进行抗日活动，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被各界人士所称赞，成为江南道教全真派的领袖。 1937年，杭州沦于日寇铁蹄践踏之下。李理山看到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钱塘江边老百姓无衣无食、挣扎在死亡线上，毅然决定停止宫观宗教活动，带领道众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工作。他敞开紫来洞道院，收容了1700多名上山逃难的难民。犹恐居住不下，又发动道俗群众百余人砍倒山上的毛竹与树木，紧急搭建起几十间茅棚，让难民栖身安定下来。因为难民人数众多，一日三餐，吃饭用粮的数字很大。坐吃山空，玉皇山的存粮很快便颗粒无存。于是，李理山不畏困难冒险下山，通过日寇层层的封锁，到杭州市去找当时的慈善团体“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支援。下山运粮要通过日寇的岗哨关卡，困难重重。有时被查到，日寇就说是给山中抗日游击队偷运粮食，运粮人被折磨，粮食也被抢去。虽然如此艰难危险，但丝毫没有动摇李理山维持难民收容所的决心。 浙江大学道教研究中心主任孔令宏教授告诉记者，李理山于1939年5月在上海西摩路开办难民所分院。由于地方比较偏僻，办公设施比较简陋，善信往来及为不便，难民所经费也比较难解决。次年8月，又在上海武定路成立第二分院。后来，杭州的战争逐渐平息下来，杭州难民所的难民也纷纷下山谋生，人数才渐渐减少。 温州市道教协会老会长陈崇杰道长说：“在温州，有11位爱国道士为国家兴亡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是1942年8月，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将魔爪伸向温州，在浙南地区烧杀抢掠。一天早晨，温州雪山紫霄观内的道士正在做早课，忽听得山下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一位面色苍白、右手鲜血直流的年轻人呼吸急促地推进山门，时任住持的高祥道长立刻组织道士们为他包扎伤口，并领他从后门逃走。刚送走这位不知姓名的抗日志士不久，一群如虎似狼的日本兵便冲了进来。这些日本兵见地上有血迹，便大发淫威，要道院交人。众道士早已义愤在心，便拿出自己平时所练的武器家伙，与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拼打，虽然力量悬殊，仍宁死不屈、顽强抵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抗日战争期间，杭州西天目曾为浙西抗日救亡连动中心。1938年秋，当地禅源寺僧侣全力支持抗日，省府在禅源寺成立‘浙西办事处’，着手恢复浙西各级政权，攻击日寇。浙江这样的寺院、道观很多，它们为抗日战争作了巨大的贡献。”浙江省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老同志翻阅着材料说。 以宁波慈溪为例，现有的宗教场所里，就有很多为抗战做过服务的。金仙寺在抗战时，是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成为三北游击队的指挥中枢和军事工作的领导机关；海鹤庵是交通站，担负着党内交通、机要通信工作，为三北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起到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五磊寺成为抗日武装重要驻地，并成为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重要会议场所。洞山寺也成了《时事简讯》、《新浙东报》的秘密印刷点，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吉祥寺则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修械所，随着修造水平不断提高，小小修械所发展为四明山区的兵工厂，从开始的修理、改造武器，到直接供给枪、炮和手榴弹等。1945年，修造所开始自制六零炮弹和枪榴飞弹，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据丽水市民宗局工作人员介绍，丽水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龙泉抗日时期，几度成为浙江省委机关所在地。在全民抗战的年代，虽然日本侵略者没有侵入此地，但宗教界人士同样义不容辞地加入到抗日队列中。寺庙腾出场所作为抗日机构的办公和住宿场所，配合做好抗日后勤的服务工作，保障抗日前线的补给。抗日战争时期，迁驻龙泉、设在寺庙祠堂的单位有：省妇女会、省社会事业协进会、省民众团体联合通讯处、中国建国励志会、省手车工会联合会、杭州私立树范中学等。1940年，龙泉简易师范学校迁入安仁常乐寺；龙泉卫生院迁入崇因寺（东大寺）；1943年，龙泉鼠疫流行，内政部卫生署第十七医疗防疫队在清修寺内开设“隔离病院”，至1946年2月才撤销；1945年，龙泉简易师范学校与龙泉初级中学合并后迁入崇仁寺（金沙寺），1946年迁入城内孔庙。 日前，记者在台州天台县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帮助下，见到了一位久经沙场、历经艰苦、九死一生、已是耄耋之年的抗日老兵。当年，这位热血青年保家卫国、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段令人敬佩的抗战历史与人生故事。已是94岁高龄的中国远征军老兵袁祥彬告诉记者，1944年，他随第二批中队进入缅甸。缅甸有原始丛林，地形复杂，环境恶劣。入缅作战比国内残酷，在丛林里，不仅要应付复杂的环境，还要应对狡猾的敌人。每次战争结束回到后方，因为人员伤亡，都要重新进行整编。这个期间，战友之间就会交流。这些战士来自临海、天台、诸暨、宁波等地，也有已在寺观出家的道士和和尚来参军，袁祥彬说，他曾遇到一个临海籍的和尚，每次遇到这些来自浙江家乡的战友，他都觉得格外亲热。 在这场全民族的英勇抗战中，浙江宗教界的法师与道士们面对日寇入侵，没有退缩，没有犹豫，纷纷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不可战胜的民族气节和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谱写了一首首荡气回肠、流传千古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