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在中国社会中不占主流，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入世的哲学，强调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倡导一种积极为国为民实现个人理想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隐士文化格格不入。

 

 

而中国文化是多元构成的文化，除了积极进取的儒家，还有倡导清静无为的道家，倡导超越俗世放下执着的佛家。而道家与佛家，似乎天生与隐士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隐士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

 

 

 

 

从知识分子隐居的目的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可奈何走向隐居之路的，一类是心甘情愿藏身林泉烟海的，或者可以说，一类是真隐士，一类是假隐士。

 

 

真隐士看透了世事的荒凉，以决绝的姿态告别红尘，走向林泉走向内心的宁静；假隐士则是将隐居作为求名求官的以退为进的手段，实现走出林泉走向庙堂的目的。唐朝时期包括李白在内的大部分隐士都是如此，他们选在距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假装隐居，眼睛则望着长安城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靠着终南捷径走向长安。

 

 

在隐士的发展史上，隐士们发明了很多种隐居的方式，这些方式影响了隐士的心态，考察这些隐居的方式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隐士文化和他们的心态。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事实上他也是儒家隐士观念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到六十多岁还希望到楚国做官，为了显示决心，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看样子是不可能隐居的。

 

 

但儒家思想又有现实理性的因素，这种思想孔子叫“中庸”，孟子叫“权变”，这意味着儒家以有利合适为目的，不会僵化死守一种思想，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所以儒家子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也会想到去做隐士，连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一生很努力，但结果不甚如意。他遇见过很多避世的隐士，他虽然表面上说“鸟兽不可以同群”，但有时候也有隐居避世的思想，他曾经告诉说“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但孔子又给隐居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道之不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孟子所讲的“仁政”与“王道”理想，当天下昏暗一团乱麻无法收拾的时候，才可以躲起来去隐居。

 

 

这种思想被孟子总结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数千年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信条，居庙堂之上则为国为民，处江湖之远则完善自我，这也是中国隐士文化最根本的基调。

 

 

 

 

孔子的“道隐”，说到底颇有一些不情不愿的样子。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社会，居庙堂之上是首要追求，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处江湖之远。大部分隐士都是在人生遇到挫折或难解的心结之时，才回到大自然之中去。

 

 

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屈尊高贵的灵魂；孟浩然几次科举考试无功而返灰心灰意冷才回归襄阳；李白假装隐居很显然是走“终南捷径”；唐伯虎是上了科举考试的黑榜，再无机会的情况下才营造桃花庵开始过神仙生活的。总之，他们的隐居是无奈的，而真正把隐居当成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不掺杂功利而只有审美的人，才是纯正的隐士，这个人是庄子。

 

 

庄子当时的地位与名声其实比孔子大得多，他隐居乡间穷困潦倒，穿草鞋破衣服问河间侯借粮食，而魏国和楚国人都要来请他去做大官，但庄子傲视王侯粪土富贵，在他看来，与其风光地在朝堂上做死去的祭品，还不如做污泥中自由自在的乌龟。他从一开始就将隐居当成一种纯粹的审美生活，这与庄子的审美和哲学理念有关。

 

 

 

 

庄子的终极理想是实现“逍遥”境界，而“逍遥”的前提是“无所待”。人不能被红尘的种种俗事牵绊，如功名利禄无和尽的。但人又不能完全脱离物，所以，庄子天才地提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论，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驾驭物，但不能成为物的奴隶。

 

 

所以在庄子看来，在哪里隐居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保持心灵的逍遥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的隐居其实是“心隐”，无论你处于何时何地，只要你的心是超脱的，灵魂就是自由的。隐居不一定要躲到四野苍茫的地方，只要心能逍遥自在，这就是隐居的大境界。

 

 

魏晋时代的大隐士陶渊明深得庄子思想三昧，他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但他还是躲到了南山下偷偷看菊花——毕竟心无挂碍自在逍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