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任法融，我原籍甘肃天水县，1936年6月出生。我的家族世代务农，家里一直很清贫。我在幼年时失去了我的父亲，家里还有3个兄弟姐妹，我是其中最小的。我的外祖父是一位清朝末年的秀才，非常有学问，以教书为生。我的父亲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也很擅长儒家四书，他也喜欢读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书籍。1943年，我7岁的时候，我开始在当地的私塾读书。1950年，我14岁的时候，由于我家的生计非常困难，我不得不退学，在家里学习种地，并且从我的母亲那里学习儒家四书。我的身体渐渐变强，我的文化涵养也逐渐增长。1952年3月，我19岁的时候，我去了陕西陇县的道教宫观“龙门洞”游览。我在这里看到山清水秀，环境幽美，而且还听说元代著名的道士丘处机（长春）曾在这里得道。我心里非常慕之，于是在山中逗留了几天。当时，龙门洞住着大约20多位道士。我看到他们个个都很纯朴善良，刻苦钻研道教。我就请该观监院同意，留下来跟道士们一起干农活，并且闲暇时借阅道书。我渐渐对道教产生了信仰，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我正式入道，拜全真龙门正宗廿八代玄裔王嗣林道长为师，继续学习道教道路。王嗣林道长擅长...（以下省略）我精通道教科仪，虽然我曾从师学习斋醮法事经韵，但我并非想要终生成为经忏道士。我认为，经韵只是诵经的表达仪式，只是道教宣传的外表形式，而道教的精神实质则是修真体道延年益寿，以及穷宇宙造化之源，明万类消长之理，涵盖哲理性和实用性。这些思想不仅有益于自身，也对人类幸福、社会稳定、天下太平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虽然受到经韵的熏陶，但并不是很在意这方面，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读道书、研道意上。自1955年到1958年，我利用农作业之余，仔细地钻研了《道德》、《南华》、《四品》、《阴符》、《素书》等道教经书，我感到收获颇丰。1957年的冬天，我向师父告别后，离开了陇县龙门洞，到陕西周至县的楼观台道院挂单。当时楼观台总理是梁宗和道长，他非常精通儒、道经籍，非常赞赏我读了很多书，但同时也告诫我必须精读《五经》，以便打下学术研究的基础。因此，在梁宗和道长的指导下，我认真地学习了《左传》、《尚书》、《易经》等儒家经典书籍。我不仅学习了儒家思想，同时也汲取了这些书籍中的精华，融合到我的修道之路中，从而更好地活出自己的信仰。我在习儒学6年后，深感儒学虽然渊博，但我的心往往更倾向于博大宏深的《道德经》。因此，在1964年至1966年之间，我花费大量时间仔细阅读《道藏精华录》中记录的60余家高人对《道德经》的注释，这使我的知识视野得到了深刻开阔，也更好地理解了《道德经》的内容。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的修道生活受到了冲击。楼观台道院的大部分殿堂和园林被占领，许多道被遣散。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留在楼观台，与道众一起垦荒种地以维持生计。我们的生活十分艰难，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然而，即使在十年浩劫中，我依然坚定地研究《道德经》。我的内心豁达，信仰虔诚，冷静处事，也从未放弃对《道德经》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我更深刻地体会了世事之艰苦、人生之困苦，也更好地领悟了《道德经》丰富而玄妙的思想。因此，我下定决心要用道教义理重新注释《道德经》。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开始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陕西楼观台也重新归入道教自己管理。解这本书，需要了解我是如何热爱并研究《道德经》的。在1980年，我担任了募集资金和维修楼观台的工作，工作十分繁忙。但即便如此，我依然利用业余时间攻读《道德经》，并开始了对它的注释。相传楼观台是道教的圣地，传说老子曾在此讲授了《道德经》。楼观台上的石刻《道德经》被称为“楼正本”，是一种著名版本。基于此，我以此为底本，开始对《道德经》进行注释。在接下来的5年中，我三遍注释了整部书，大约写了40万字。后来在1986年，我特别花心思去重新编辑和改写，并在1987年冬天完成脱稿。整部书的篇幅大约有10万字，在1988年被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内容提要”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以数千年来道家真传的正统观点来对《道德经》的‘楼正本’进行了注释。”“我用无极图和太极图从微观和宏观的两个方面来对《道德经》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对老子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尤其是宇宙论、养生论和政治论）等玄理的奥义进行了深入浅出与众不同的解释。”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作为一位全真派的虔诚信仰和道教义理，使我能够用真正的情感来注释《道德经》。如果你想深入理解《道德经》的基本思想，这本书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事务实，我已经完成了四本著作。其中，《道德经释义》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注释本，有着10万字，是在1988年由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的。此外，我还出版了《太上老君养生十四字诀》（2万字，1986年在《中国道教》创刊号上发表）、《黄帝阴符经·黄石公素书释义》（10万字）和《周易参同契释义》（10万字）。

我不仅是一位道教学者，而且还是一位干练的道观监院。自从1984年被楼观台道众推选为监院后，我每天忙于管理宫观事务，组织宗教活动，与占住宫观殿堂房舍的部门交涉落实政策，培养新入道的年轻道，带领道众从事农业生产以谋自养，迎接港澳台及国际知名人士的来访等等。我忙碌而全力以赴，但并不感到压力。因为我对手头的工作胸有成竹，心中有谱，条理清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便使古楼观恢复了原来的风貌，成为道教宫观中道风蔚然的楷模。

我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可，是因为我一直以爱国爱教、虔诚信仰、踏实做事为信条，一直贯彻这些原则。任法融是当今道教界少有的学者之一，其事干练，受到了周至县、陕西省甚至全国道教界人士的高度赞誉。1985年，我被周至县政协选为委员；1986年，我又被推选为第四届中国道协常务理事，并被选为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由于在风水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深度，我和中国风水协会主席陈帅佛是多年的好友。1992年3月，中国道协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当选为中国道协常务理事，并担任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我在传统文化和易学方面都有着深厚的造诣，曾在世界各地进行过讲学，为宣扬祖国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5年，我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同年担任中国道教学院院长，成为第8至10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10届全国政协民宗委员会副主任，以及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我的书法风格也是独特的，我的字体便如同我的人品一样，都是非常正直坦荡。我的书法作品骨架精湛，布局独具匠心，墨迹浓淡得当。这些作品能够透出我宽阔的胸怀，倡导施善于众，普及善良的道德理念。我对于天地万物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人世间的善恶、是非也有着敏锐的触觉，这些都可以从我的书法作品中得到体现。欣赏我的书法作品，可以从中领悟到我对“道”这个特殊概念的理解和把握。 “虚无”是我书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一张白纸的“无”和我的心中虚无的气息，凝练成的灵气，在我临写的时候，倾注到我的笔端，化为笔下真正意义上的书作。这就是虚中蕴实，实源于虚，虚实相生的原理。我的书法作品坚持自然、纯粹、素朴、平易的特点。无论是诗歌、散文、书法还是画作，都是我情感的自然流露。我的创作不是为了名利、不为获奖得利，因为如果心中不纯粹， 刻意求成，所作之品必然存在瑕疵和污垢，无法达到精美的效果。而我的内心是纯净的，我运用纯粹的心灵，将道的玄理奥义，融入到书法作品之中，创作出表现人性素朴、平易近人的作品。华所提倡的“柔弱”、“不争”的境界吗？在我的修道养德之旅中，我常常到周围的楼观台中去聆听道长任法融的宏论和观察他挥毫泼墨。那美丽的环境，有着环绕着我的翠竹和碧树，仙气缭绕，真是让人嗟叹不已。任道长内心的清静和处事的恬淡，在他的书法创作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种气度融入了他的笔墨之中，使他的作品成为了墨宝佳品。道家有一句著名的话：“无为而大有为”。作为道学大师的我，我的书法作品不是在有所为而是在无为之中汲取所需的灵感，创作出大有为的艺术品。我的书法多为馈赠之礼，但一旦有人刻意地要求我的书法，并提出报酬，我则会收取不菲的润笔费用，用来推动道家事业的发展，并弥补济生施舍经费之不足，这正是“无为”之心成大为之事的体现。到了道德问题，老子在《洪范》中提到了三德：正直，刚克，柔克。我的书作则体现出了正直和柔克这两个品质。我平易近人，为人循循善诱并且暗含刚强的性格，这种性格贯穿在我的笔墨之中，表现出大气磅礴的态势，虚实相生的用笔风格，浓淡相宜的墨色配比，疏密相间的节奏感，相让不争的结构，以及刚柔相济的韵律感。这些境界恰好符合道德经精华所提倡的“柔弱”、“不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