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先生宣布老孔子优先或优先，随后曹峰先生议论纷纷，最近颇受关注。 诚然，“先儒后老”、“儒师老辅”传统格局的形成，与汉代以后“尊儒”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 不过，从先秦学术史发展的蛛丝马迹来看，孔宪晚年的开始其实是早早开始的。 至于老子和孔子的时间顺序，老子在前，孔子在后，这个问题争议不大。 但他们的作品或演讲的顺序更为复杂。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意见的总集。 说是孔子之作，即以本书为参考，未免有些牵强。 老子”，传统说法恐怕更是如此。这其实与各家各派推导出来的历史道理有关。在孔子死后的战国初期，可以说儒学最为兴盛。 .此时，不仅“儒家”为主，连道家在内的其他学派都还没有存在。后来的出现也在非儒家的儒家中建立了自己的宗派。也就是说，从各家学派的发展史来看，“孔子”从一开始就是主要或主导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联系，孔子在战国初期的言论显然更“有名”，包括墨子的非儒反儒，其实也从反面说明了孔子及其言论的“有名”边。 相对而言，《老子》相对鲜为人知（《墨子》根本不提），这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孔子年老之后认知的形成。
不过，《老子》是否为人所知是一回事，当时有没有这本书又是另一回事。 《郭店简》出版后，许多学者又回到了老子年表的传统观点。 例如，邱希贵先生从郭店楚简推断，“老子”很可能存在于战国初期，而老子所处的时代与春秋晚期相距甚近。 极力主张《新子学》的方勇先生也表示，据郭店简中《老子》记载，一般认为老子是《道德经》的作者是可信的。 作者最近还在多篇文章中指出，《老子》一书涉及的概念、名称、对象、语言等都与《左传》相对应，说明它们的年代应该很接近，而《左传》一书” 一般认为是写于战国初期。 既然《老子》存在于战国初期，孔子之言驰名中外，为何此书却无人问津？ 这实际上反映了孔老子学说的不同经典化模式。 简单地说，《老子》的流行和经典化，主要是靠思想本身的魅力和吸引力，而除了思想本身，孔子还有一套系统的儒家师训体系，为众多儒家弟子所宣扬。 这可能对儒家思想的经典化起到了比学说本身更重要的作用。 后世封建社会的官方尊儒政策，也是“书”以外的因素。 论效用，甚至比那群弟子还要有效。 相对而言，老子则没有这样的优势：不仅老子本人非常低调，尤其是没有像孔子这样井井有条、广为弘扬的弟子群体。 这就导致，虽然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演讲集）是在春战时期完成的，但儒学和演讲无疑是在更早的时候流行和“成名”的，而《老子》缺乏弟子们的宣传，仅靠在作品本身。 魅力，它从流行到经典的程度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成名”还得推迟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的书文或思想也晚了，因为它的晚“成名”主要是经典化模式造成的。 从今天的古籍编年研究来看，显然是不妥的。
方勇先生鉴于他在《老子》中的著作和思想的独特价值，认为传统的提倡孔玉老或孔子老傅的模式是不公平的。 “以前，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其合理性。但是，如前所述，自诸子百家建立以来，孔子一直是主要的。而且，单看先秦时期，中小学思想流派的结构往往反映了学者的自发选择，也是流派之间“公平竞争”的结果。事实上，权力结构并没有完全平等。如前所述，儒家在战国初期占主导地位，后来墨家也在非儒者中建立学派，但到了战国和孟子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属阳，属墨。” 到战国末韩非时，“天下儒墨之最”，儒学复兴，以墨家最为著名。 韩非曾经解释过那句老话，他对自己的想法有偏爱。 在此背景下，他仍称儒墨为“优学”，应该更为客观。 需要强调的是，在先秦时期，官方对儒家学风的干预很少，主要体现了流派之间的自由竞争，也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自主选择。 因此，笔者还想指出，虽然后世封建王朝以官权尊儒，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经典，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始终是长期而深远的，如玄学兴起，道家创立，新儒学形成。 等等。这与汉初提倡黄老的道理是一样的，但儒学在士人中仍能形成很大的影响。 这无不体现出老儒思想本身的独特价值，恐怕也是决定各自流派强弱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老子”思想的独特价值，方勇先生就老子的主次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 “写”是紫学的核心特征。 与“只说不写”的孔子相比，老子更能标明子学之始。 作者认为《老子》一书是“思想性”、“私写”的。 将《老子》视为“私着”，笔者近期也专门撰文对其进行了论述。 不过，《老子》可能不是最早的此类“私着”。 古籍和新近出土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老子早于或相近的臧文仲、子产、叔象等先贤。 也有“书”为依据。 简《季康子问孔子》中有臧文仲的话：“君子强而欺民，强则民不义，严则失公，严则失公。凶则无亲，好刑则凶，好杀则乱。” 这与古籍中反复提到此人的话相呼应，可见臧文仲话多，话中充满了“不合常理”的道德教训和训诫，是关键要素的思想书。 但是和老子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官学”而不是“子学”。 其实，这是对“官学”的明显概括，也是需要打破的先秦学术史研究格局。 这种说法似乎认为在官办学校时代，“公事”包罗万象，没有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作品，其实是荒谬的。 即有嫁妆等“官事”，其中也有“私面”。 子产作了训诫书，舅舅上书训斥。 虽然说的是“公事”，但形式却是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
而孔子说：“古之士，为己”，既然是“为己”之学，修身养智，必是题中所应含之义。 以子产为例，《左传·赵恭年》记载，书香向他请教晋侯的病。 子产的讲解涉及古代历史、天文、地理、神仙、瘟疫等。 真是滔滔不绝。 侯感叹自己是“资源君子”。 但这些学问《左传》说的是“史墨之学”，而叔象也说自己“没听说过”，这恰恰说明这种学问在当时是很“渺小”的，而且是由绝不是官方流行的“公知”。 所以，把它们都归为“官学”，肯定是不合适的。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子产提高个人修养的“修身”哲学，这与上述臧文中等人的言论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所谓道德教训和良言规矩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意识形态“私文”。 《国语·周语侠》也说：“观之《诗》、《书》，与民宪有关……”所谓“民宪”，与臧氏个人言论相近文中等人在上文提到过，而且是基于范式（道德信条或伦理规范）方面的，这里显然将其与《诗》、《书》等“官书”放在了同一层面上考虑。 《周语下》将《民宪》与《诗》、《书》并列，其实暗指官学之外也有大量的个人言论或著作。 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参考一下。 《墨子天志一》云：“今君子之书无敌，言不可穷……”墨子生于战国初年，而他的那个时代，有那么多《君子书》，是突然井喷般出现的吗？ 须知，此时与孔子时代十分接近，古语说孔子崇尚私学。 难道孔子举起双臂，一声怒吼天下，瞬间就成了燎原之火？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事实只能是这些“私书”与孔子同时存在，甚至更早。 当然，这些个人言论此前多被视为“官学”的一部分，可见与官学泛化相对应的“官文”也存在泛化现象。 如《左传》引述钟会、时宜等人之言，常为人所指，如《钟会之志》、《时宜之志》等，书如《易周书》又称《周志》。 然而，当学者们把所谓的“知书”体视为“官书”时，钟会、史懿的言论也被官学化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左传》所引用的钟会、史仪的讲话，都是很有思想性的，也是“有理有据”的，这与《老子》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让我们以“老子”为例。 从古籍体例上看，其书可能比《论语》更接近“私写”，因为它有明显的“整体”感，不像《论语》那样由弟子编撰。 它是由老师的讲话形成的。 顺便一提，学者们在讨论“私着”的体裁时，往往挑出《老子》的不足，而习惯性地忽略《孙子兵法》。 《左传》中恐怕没有这本书，所以很多学者指出它是晚出的。 近来，何炳棣先生详细论述了该书的“春秋属性”，并称其为“最古老的私书”（“最古老”应以“现世”二字加以修饰）。 大体一致，可以说是多了一个道理。 而且，《孙子兵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是“章”，而“老子”则是更小的“章”。 这样的“著作”能早日发表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官校时代有个人著作，即“私着”，已是不争的事实。 此前，有学者倾向于将臧文仲、子产等人的发言称为“前哲人”。 这个提法应该说是注意到他们在思想特征上与后世的紫书是一致的，但他们暗自认为“前诸子”的提法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认为臧文仲，子产等人不是“子”，但实际上并未承认其言论的个人性质。 鉴于老子在朱子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方勇先生主张纠正孔老关系的倒置。 窃以为，要真正领会《老子》的价值，不应局限于老孔子之间简单的主次颠倒。 就“私着”而言，不应特别限于《老子》，而应追溯得更远，尤其是要改变过去官派下对非个人着作的误解，在“官方书籍”中发现长期隐藏的人物。 性工作。 方勇先生说，老子和孔子的志向在于“重建周文化”。 其实倒不如说都是周文化的衍生产物。 也算是周礼、谦让、不卑不亢之道的一种极端表现。 这也是笔者对当代学者研究之“新”的理解：不仅“视野”要开阔，“选题”也要更新。 沿用先秦学术史研究的老路，可能是无望的。 （作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宁振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