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这张陈撄宁的照片，心情很激动。这位道教法力超凡的巨子，在中国近现代道教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他的爱国言行和对“仙学”发展的贡献让我十分钦佩。

　　陈撄宁是一个学者和道士，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理论探索，更新了道教思想，并在时局动荡、国家危难的环境中发挥作用。他深刻地领悟了道教的价值，并将其与忠诚、爱国精神相结合。

　　陈撄宁，字子修，道号圆顿子，原籍安徽怀宁县。他的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陈撄宁自幼就受到父亲的影响，读遍了儒家经典。当他10岁时，读到了《神仙传》，从此萌生了学习仙学的兴趣。受到患童子痨的影响，他学习了中医、道教仙学修养法、儒学修养法等方面的知识，并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我多次听到，修行仙学可以祛病延年。在诸多养生方法中，我比较喜欢仙学，因为我认为它特别有用。当我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疾病越来越严重时，偶然看到了一本书，上面介绍了一些仙学修养法。我照着书上的方法试着做了一下，可一开始没有什么效果。我开始有一些灰心，曾经觉得除了这个方法，我没有任何办法去保全自己疲惫的生命。为了不放弃，我还是坚持寻找神仙的方法。渐渐地，我的身体逐渐好转，我开始相信仙学确实真的对人的健康有好处。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研究仙学，探究其中奥秘。

　　我去过苏州的穹窿山、句容的茅山、即墨的崂山、湖州的金盖山等地，拜访了很多名师。当我年龄在32至35岁之间时，我花了三年的时间通读《道藏》。在36至55岁这段时期，我全身心地研究仙学。我的仙学理论是在多年研修的基础上经过自己提炼，借鉴了传统儒释道以及道教的理论知识。这门养生学主张通过“炼养保生而延年益寿”，可以使人们拥有更健康、更长寿的生命。虽然这是传统道教理论的核心信仰，但我的仙学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些理论，而是根据时代特点和我个人的视角进行创造的。

　　在晚清民初时期，西方学术开始流行起来，但陈撄宁在这个崇洋媚外的时代，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为国家的健康和长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个时期是特别动荡、困难的，但我的研究却得以顺利发展。

　　我深深感受到思想的冲击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在我的仙学中，我融入了近代科学精神，认为仙学是一门可以实际修行、实验验证的学术。除了研究仙学修养法外，我广泛阅读各种科学书籍，感谢我的兄长的理工科培养，让我具备了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眼界。

　　首先，我排除了三教中的迷信成分，明确指出仙学不是佛教、符咒、念咒、忏悔经文等，反而是一个可以被实践证明的学问。我认为那些“符咒、祭炼、遣神、役鬼、遣怪、搬运、变化、三蹻五遁、障眼定身、拘蛇捕狐”等法术大多都是虚假的。在我的仙学中，我强调实证性，我在《众妙居问答》中明白指出：“仙学是关于实际人、实际物品、实际情况、实际问题、实际修养、实际验证的一门学问，与那些空泛玄想之类并不相同。” 在实践中，我的仙学注重依照情理养生，健身养生以顺欲节欲为准则，反对放任纵欲，也不主张夺欲绝欲。

　　我的仙学提出的四大原则即务实不务虚、论事不论理、贵逆不贵顺、重诀不重文，也体现了仙学追求科学的精神。基于具备科学知识的背景，我创造了一些梦想崇高、注重实践的仙学理论。我的仙学中发展出很多新的道教理论。例如，我使用了物理学中的“中子”、“电子”、“原子”等学术名词来解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教理论至今仍存在释义争议；我还使用生物学理论，以进化论的视角阐述人类从“道”中而来的过程等等。

　　陈撄宁仙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充满着浓郁的爱国思想。我出生和成长于那样一个内忧外患、国家疲弱的时期，我们的国家需要解决许多问题。我提出了“仙学救国”的口号，把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强健国民体魄作为仙学的最高目的，以避免外来侵袭即为仙学最大的动力。在我写的《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中，我说道：“道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信仰道教，才能保全生命；弘扬道教，才能救国。我们不能消极遁世，应该振奋民族精神，发扬道教中关怀世人的济度精神，以此为今日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去改变当下局面。”我认为，学习仙学不应仅仅是为了个人得道成仙，而应该利用实践得到的智慧去救国济世。

　　我认为，人们常认为道家“无为”“超凡脱俗”，不关心天下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道家思想是平易恬淡的，但这只是从个体层面考虑，对于广阔的社会层面而言，道家依然有对国家社稷的关怀，“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这种观点正是对社会稳定和平衡的关注。个人的平易恬淡需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之上，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则需要个人的努力和实践。对于仙学而言，同样如此，如果个人生活在动荡的环境中，难以进行实修，就难以实现延年益寿的目标。我高度肯定“道教长于应变”的能力，提出过“只有从道家入手，合精神与物质同归一炉冶之，将来或可以达到自救救他之目的”的看法。

　　我还要特别提到，我在仙学的推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先后主持了上海《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等刊物，这些刊物成为我推广仙学的阵地，我在这里大力宣传仙学，公开回答各方来信，团结了许多对仙学有好感的人士。

　　新中国的成立，把古老的道教带进了一个新时代，道教界人士衷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同样也在新时代下不断探索、研究道教的新问题，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多贡献。

　　我很自豪地说，我和道教界人士一起，成为了党所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1956年，我与其他道教界人士共同发起筹备中国道教协会，1957年，我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兼秘书长，随后在1961年，又被选为第二届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我的仙学是在近现代科学思想的激荡中传统道教探索革新之路的一种尝试，以此应对新时代、新世界的挑战，探索道教现代化的路径，对道教思想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得到了“仙学巨子”的称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以一个道教知识分子的热忱爱国之心，努力挽救道教逐渐衰落的局面，让道教发展回归正轨，为道教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古人云“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在当今探寻宗教中国化进程的过程中，挖掘整理我这位近现代道教领袖人物的学术理论和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以上内容由作者焦玉琴、唐磊共同撰写，所在单位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本篇图文内容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