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成朱文信全球化时代性无为又无不为的宗教选择与人物场景交融
在全球化的风潮中，性无为又无不为这一概念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它如同时间之箭，向未来而去，却又带着过去和当下的沉重。这一观念在德国教思想家卡尔·洛维特的心理历史学中找到了相应的体现，他提出了教线性的救赎史观，这是一种乐观且充满希望的历史趋势。但实际上，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一切精神现象都源于这个特殊时期。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对话意识、文化意识和亲证意识等都是这种时期所特有的产物。这与人类生活全面全球化以及高科技渗透日常生活有关。在理解和应对这些新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三种代表性观念：汉斯·昆将库恩的“范式转换”运用到文化和宗教领域；卡曾思提出了“第二轴心时代”的概念，以区别于轴心时代；斯维德勒认为我们应该进入“全球对话的时代”，即从独白走向对话。
早先，斯宾格勒就探讨了文明未来的命运，而汤因比则比较了二十一种文明的兴衰，并总结出挑战与应激模式。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塞缪尔·亨廷顿所预言的人类文明冲突。而许多哲人，如保罗·尼特、约翰·希克、约翰·科布等，都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试图解决诸宗教相遇的问题。
潘尼卡认为没有对话，就无法理解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的文明和宗教。他写了一部《对话经》，指出宗教对话必要性，从个人、宗教传统和历史三个层面阐述了这一点。这部书已被翻译并详细阐释，为当代世界诸文明相遇提供了重要指南。
安伦的一本书《理性信仰之道——人类宗教共同体》也提供了一些答案。他认为，在处理诸多问题时，需要建立基于理性的信仰共同体，这样可以促进社会道德正义和谐与平静。他同意约翰·希克关于寻求救赎或解脱是后轴心时代各种宗教核心目标，但他反对非理性的信仰倾向，并主张随着科学知识发展，每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趋于开放接受科学与理性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