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谈门阀与皇权
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先生将东晋一朝之门阀视为“皇权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的观点也早已深入人心。时值本书再版，我们约请年届九十高龄的田先生再谈皇权与门阀。在田先生看来，并无充分史料证明中国曾出现过西方式的“贵族”，即使是东晋门阀，也并未真正偏离皇权传统，“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 不无遗憾的是，这次再版时田先生本想增补一章《温峤与江州》，由于健康原因，最后并未如愿完成。此次访谈中我们特别请田先生谈了谈这部分未能问世的内容，希望略补此憾。 在最新版的《东晋门阀》后题记中，您说本来还要写一章“温峤与江州”。按照您的归类，温峤似乎不是第一流的东晋门阀士族，为什么要加入这一章呢？ 田余庆：关于温峤，我初探东晋门阀时已有较深印象。以他平庸的条件，过江不久就得到执政诸高门的接纳和信任，平苏峻后立即获取东晋地缘中配置给他的江州地盘，这中间必有特殊的理由。只是他在江左生存只有十二年时间，其间居江州之位不过三年，既无众多的宗族部曲相随，更无出色的子嗣继承，所以江州局面未因他的开辟而稳定下来。我留意温峤与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补东晋门阀和东晋地缘的一点空阙。 原来您是从东晋权力格局中的荆扬对立、荆扬平衡的角度来看位处中游的江州，因而关注温峤历史作用的。 田余庆：十年前，我得见“代王猗卢之碑”残拓及柯昌泗题记二则，推断碑为刘琨立于公元316年3月至11月之间。此碑对于两晋政权嬗变极具象征意义。立碑年份也很关键。一、316年，拓跋部败于石勒后一蹶不起，长期龟缩代北，未豫北方纷争，刘琨则逃奔冀州段部，西晋在中原的旗号不复存在；二、苟安于长安的晋愍帝，同年降于匈奴刘聪，西晋更是名实俱亡，胡、羯完全占有长江以北；三、建康与长安原本是分陕而治的状态，此时司马氏政权在建康独存，为西晋遗臣瞩目，但缺晋朝法统与帝号。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刘琨以他所具西晋所授大将军、司空、都督并幽冀诸州军事的旧日名分，与他在冀州所靠的鲜卑段部段匹磾共同领衔，派遣温峤出使建康劝进，使司马睿称帝获得重要的推动力，温峤从而进入东晋历史舞台。 温峤并非一般的避难南渡人士，他是代表西晋末年的重要人物刘琨的，而刘琨的支持与建康朝廷的顺利建立有密切关系。可是，刘琨为什么自己不去建康而要派温峤南行呢？ 田余庆：据传刘琨少无令誉，好游权贵之门，习性浮夸，史称“佻巧之徒”。八王之乱之末，他受东海王越之命出督并州，历经艰辛，获得声望。但他观望于长安与建康之间，曾有“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的寓志之句，与琅邪王并无近谊。而建康自永嘉以来，北士逐渐充斥，各据要津，未必看重刘琨。刘琨一心报晋，死前犹有“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赠卢谌诗，卢谌回答“百炼或致屈，绕指所以伸”，所伸自然是指伸向建康。刘琨屈居段部只有一年，就在段部内斗中被缢死。 《晋书》记段氏杀刘琨可能与王敦密使有关，卢谌理刘琨表也反复替刘琨表白对建康并无二心，也许说明刘琨在琅邪王睿与南阳王保之间的观望的确造成了波澜。敦煌出邓粲《晋纪》残卷有温峤理刘琨表，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 田余庆：太原温氏本属二流门第，温峤本人又“姿形甚陋”，但以劝进言辞获得称许。他盛赞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亦是谦卑而无所觊觎。他应对进退有度，江左胜流留有一些赠答诗篇可参。他带来的劝进表文由“河朔征镇华夷”一百八十人联署，刘琨、段匹磾领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凸现北方多种势力对建康法统的一致认同。后来，东晋一朝对北政策始终是不与刘、石通使而与鲜卑拓跋、段部等亲近。可以说刘琨、温峤所亲所仇，奠定了东晋一朝对北方各部族的基本政策。 温峤能够迅速融入南渡群士的上层集团，既有刘琨的背景，也是靠了他自己的才具。在江左的各大势力间，他本是一个孤客，但他周旋于各势力间，不仅能够自存，还颇有成就。 田余庆：温峤与太子（后来的明帝）结深交，对王敦坚决抵抗。王敦叛平后又为受株连的众敦朝士吁请宽免，做得周到适度。他反王敦而亲王导，使自己在纷纭的朝局中居于稳定地位，不随朝局而起伏变化。他更显著的功绩是与荆州强人陶侃周旋应对，既不助长陶侃，又能借重陶侃实力，一举歼灭苏峻叛军，挽回东晋大局。朝廷命他都督江州，驻守于扬、荆之间，显然是期望他起上下游的缓冲作用，使江左内部不再重启重大纠纷。他安定了被建康视为异己势力的陶侃，使他终身与建康和平相处。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江州，就是从温峤开始展露其六朝史意义的吧？ 田余庆：以长江一线基地为主导的东晋地缘布局，中枢扬州长期在王导之手。下游徐州侨郡县具有拱卫建康的特殊作用，由郗鉴长期稳定经营。温峤刺江州，与郗鉴刺徐州同时，二人处身行事和所起作用大有可比之处。只是温不永年，死后江州成为扬、荆两强争夺之地，未能独立发挥作用。稍后，下游扬州之西出现了豫州，扬、豫一体；上游荆州之北出现了雍州，荆、雍一体。可以看出，江州是上下游必争之地，把温峤配置在江州，是东晋有远见的决策。温峤明白此意，不负所托。他曾有迁都江州之议，而江东豪杰则主迁会稽。迁都不符王氏利益，未得王导认可。温死葬豫章，表明温峤原拟以江州为其家族在南植根之地。后嗣视形势已变，乃迁葬建康今郭家山之地。温峤江州之业无合适的后人继承，自择北来入幕之人，后转手入“驰驱戎马之辈”，与诸门阀不能合辙，这是门阀格局所不能容纳的。再后陶侃以荆州之重进占江州，陶侃有谦退之志而无非分之求，死后江州重回门阀轨辙。 您关注江州，是因为在东晋门阀的地缘的地缘格局中，江州是一个新因素。 田余庆：门阀，主导者自然是高层门第，是他们与司马皇权共治。门第高下，一般地说靠社会认同，高门则以婚宦壁垒自我保障，但其身份却没有法律的硬性界定，没有按门第高下分配权力的正式机制。少数臣僚虽非寒素，但门第却不甚高者，由于特殊机遇，攀升至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温峤、郗鉴。不过他们也不可能入主中枢，因为得不到高门的广泛支持。我从这种现象感知，建康政权像是一间股份公司，东晋皇帝是名义上的业主，轮流执政的门阀则拥有最大的股权。门第是入股的必要条件，虽非股权大小的唯一依据。陶侃有较强实力，立有大功，但以“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是无从入股的。王导门第最高，与司马氏关系亲近，自然有最大的股份。而温峤、郗鉴门第二流，是靠机遇获取股份。他们难得在中枢获利，却能分割地盘，形成东晋的地缘格局。他们在地缘中各自经营，郗鉴非常成功，温峤具有经营成功的能力，却因不永年而未竟其业。 在这个地缘格局中，江州具有什么特殊地位呢？ 田余庆：东晋一朝，对付北敌窥伺，守在长江一线及淮、汉地区，以政区分，则是徐、扬、豫、江、荆、雍等州，地缘在此区域展开。其中扬、荆二州形成长江流域上游下游两大中心，斗争复杂，现象纷纭。南方腹地诸州，不涉大局，无多可述。温峤所属江州，辖今赣、闽全境及湘境东南隅，地域辽阔。境内流民颇多，有货殖之利。江州土地开发显著，运漕不止供应江州驻军，也供长江沿线尤其是荆、雍军需。闽境粮食循水路输贮江州仓储。荆、江及于交、广，往返及物资运输多循赣水一线，而少经由湘水。江州腹地发展状况，记载不多，何德章教授论梁陈之际江州土豪势力的兴起，有的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可资参考。唐、宋时期，旧日江州地区经济增长，人才辈出，堪与扬州比肩。回首前尘，温峤的奠基作用值得关注。 温峤建议迁都江州，是一时需要，还是别有深虑？ 田余庆：江州都督军府置于长江沿线，多在寻阳左近，刺史驻在豫章，既重在军事上链接扬、荆，又关注江州内地发展潜力。这当是温峤请求迁都豫章的理由。只是温峤猝死，江州发展没有由他经营。江州居扬、荆两大之间，先是“驰驱戎马之辈”争夺不已，入陶侃手后经过几年安定局面，转归庾亮。庾氏坐大荆、江，建康的王氏则派出王允之与庾氏相抗衡，争夺江州，引发不少次或明或暗的冲突。谢氏以西府之重曾经插手江州，然后就轮到桓氏一揽荆、江之重了。几十年江州的矛盾斗争，求其嚆矢，还得从温峤算起。 从这个角度看，在《东晋门阀》中加入温峤一章，就可以理解了。 田余庆：温峤在古史中已有赞颂。《晋书》列传人物以类相从，置温峤与郗鉴于同卷，为作佳传。郗比温晚死十年，这十年间经营京口，外抗胡羯，内卫京都，对门阀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其人虽不持中枢政柄，但史实钩稽，可见其功勋所在，较早为今日史界认同。温峤其人其事，与郗鉴大同，只是未能在江州营造出如同京口那样的事业，因而在东晋门阀中默然无闻。只有过细审读史籍，着眼于大局分析，才能得出像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元无远图，明年短促”条中那样的判断：“诸臣中亦惟温峤有英略而峤又不永年，有以知晋祚之不长。” 最近一些魏晋史学者在一些场合谈到，日本的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贵族制理论，而中国学术界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两个层面所作出的唯一回应，迄今为止只有《东晋门阀》，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是中国魏晋史学界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日本学术传统的一次对话。可是，仅仅从字面上看，《东晋门阀》一书并没有提到贵族制问题，也没有摆出理论探讨的姿态，因此史学界对此书与日本学术传统对话的性质似乎理解不足。请问这一描述是否准确？ 田余庆：《东晋门阀》中的论述，与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中古的贵族理论，确实是各说各话，避开正面交锋。另有一位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称中国中古为寡头（Oligarchy），出有专著。我与姜当面讨论过他的观点，也未多评论。我以为各人写书自有其精到之处，我知之不深，未必能准确品味，还是不多插嘴为好。但是上列观点也确有我所不能认同之处，靠口水之争未必能辨识清楚，不如独自表述，听由读者判断。我觉得迄今所知国外学者关于贵族的论说，一般不曾从原始资料发掘入手，一步一步推敲，求其演进之迹，而是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史框架，因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 您强调门阀是汉唐皇权之间的一个，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质上并不是对皇权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的社会与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与制度仍然富有生机？ 田余庆：中外学者论中国贵族观点的可酌之处，在我看来，关键是在对皇权作用的观察角度不同。古时候，在大国规模、统一制度的中国国家中，纷纭，必需皇权驾驭。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之前，千百年相沿的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 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晋之际的，从代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阶级着手，比如曹氏与司马氏。您似乎很早就扬弃了这一思路，比如《袁曹斗争与世家大族》一文。到了《东晋门阀》，就有了全新的方法。想请您谈谈该如何理解陈先生那个思路的局限性。 田余庆：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思虑深密，我跟陈先生学术档次隔得太远，想学学不到手。他的创新见解和方法，开辟新路，对他所论述的问题，后来人只是站在他的肩上，才有可能拓展视野，补苴罅漏，难得跳出如来掌心。我写袁曹斗争之文，实际上是承袭了陈先生的思路而有所发挥，只是那时不敢提陈先生之名，后来才在补注中说出原委。关陇本位之说是一个大学说，贯通北朝隋唐，读过的人都受启发，终身受益。我觉得陈先生未甚留意之处，是在运用其创见解释后代史实时，未尽充分考虑到历史条件的变迁，因而有时显得准确度欠缺一点。如袁曹出身行事的差别，涉及阶级和文化，对三国历史形成影响很大，是创见，很高明。但当曹氏已居皇位，并且已历数世之后，陈先生仍以曹袁出身差异为主要理由，来解释魏晋易代的缘故，就显得隔得远了一点。陈先生以其关陇本位的卓识解释几百年之后的牛李党争，也让人感到其间历史虚线长，缺乏实感，难得丝丝入扣。 细品陈先生的学说，要说歧见，只是觉得陈先生未甚关注之点，是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对这方面的认识，近年读阎步克教授的论著，觉得他比我有深度，我很赞赏。 《东晋门阀》出版二十多年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专业人士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在当世算得一个罕见的现象。您在《拓跋史探》里考证崔浩史案时，对史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感慨良深。这是不是基于先生的个人经验与观察？ 田余庆：对于古史的理论思维，越入老年越能领会宋儒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轻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我不常用“研究”字眼，而好用“探索”来表述自己的工作，这是对历史考察的一种内心感悟，而不只是谦退姿态。谦退自然也是必要的，只有自己最明白自己底气不足之处和藏拙所在，认准自己的智慧不足以全面看清历史，不得不留有余地。 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作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还不太敢坚持这种认识，有时还会由于自保而跟风说话。中年以后，才逐渐滋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定力，找到一点不惑的感觉，言语写作尽可能多作理性思维，错误也就少了一些，知道错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认识和改正。 人到这岁数了，新书新论读不进去，实际上是脱离了学术前进的潮流。咀嚼往事，伤时之思多了起来，不过也是随想随忘，要清楚记住是困难的。年轻人问起我的治学经验和对史学的瞻望，我只能瞎聊几句，没多少新鲜话语。其实读史越久，越多有看不懂的问题，靠后面的人接着思考。好在一代胜过一代，新资料新眼界总会产生新认识。■ 来源：东方早报发表于2013-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