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争艳刘锡诚先生微传
刘锡诚，男，1935年出生于山东昌乐，文学评论家、民间文艺家、文化学者。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研究人员，新华社翻译、编辑、记者，《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兼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主编。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原始艺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等专著20余本，学术论文1000余篇。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木食，胜如肥马轻裘。” ——（元）不忽木[仙吕]点绛唇 辞朝宁可身 刘锡诚先生常以“边缘人”自居。按照先生的说法，“边缘”就是退离中心，作壁上观的意思。他曾言：“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然而，回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历程，想边缘的人，却不得“边缘”，也没有“边缘”。 先生一“出道”，就站到了当时学术的制高点上。上世纪50年代，曾主修俄语专业的他在曹靖华教授指引下，与苏联民间文学结下“情缘”，后来又翻译了大量苏联民间文艺学译著，如《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作家论民间文学》等。“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先生对苏联民间文学作品及学术著作的翻译，对发展中的中国民间文艺学颇具引领作用。 先生之所以选择进入民间文艺学领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先生身上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情。”先生1935年出生于山东昌乐的一个农民家庭，1953年进入北大俄语系学习，毕业后旋即进入民间文学界，此后四十载春秋，先生先后在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社、《人民文学》编辑部、《文艺报》编辑部以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任职。“发强刚毅，足以有执”，先生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期间展现出的工作才能得到周扬的赏识，遂于1983年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常务，后再任，先生一直主持该会工作，直至1991年调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用之则行”，在三十余载“入世”光阴中，先生都克己勤勉，兢业为公。1984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任职不久，先生就开始主持编撰后来被誉为“民族文化长城”、“世纪经典”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无疑，此项工作足以使先生彪炳史册。然而，辉煌背后，负重异常，“三套集成”的面世过程是艰难的。动议初期，国家文化部因民间文学专业的归属问题，并未直接签署民研会的征求。正是由于有了先生和民研会处同志们的奔走斡旋，才使得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签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三套集成”的普查与编撰工作正式在全国铺开。官方文件签署后，先生又主持召开了多次全国会议，讨论“三套集成”的机构设置、工作步骤和人员培训等问题。作为主要，除了负责各项事务性的工作外，先生还就具体的采录、编撰、翻译工作做了学术层面的分析与指导，并起草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为“三套集成”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科学明晰的理论依据。 在支持领导“三套集成”的工作之外，先生在民研会任职期间的其他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陈辽就曾说，刘锡诚主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七年（1983-1989），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历史上既思想解放又实事求是、既红火活跃又成果迭出的七年。”确如此言，先生在任期间，为了加强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曾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中心，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包括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家学术会议、深圳全国民间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中芬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等，探讨理论，奖掖后进，为民间文艺学专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先生还任《民间文学论坛》等期刊的主编，给研究民间文艺的学者提供文章发表的平台，如此贡献，不一而足。 “舍之则藏”，1991年，先生已逾知天命之年，在退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出世”之后，先生并没有“藏”，没有归隐，去做云间的野鹤，去为世外的散仙，应该说，先生身居民间，却心忧江湖，也心忧庙堂，毅然“华丽转身”，先生以学术为民立言的人生至此真正开启。 先生倾心于文艺评论、原始艺术、民间文艺、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是一个功力深厚的“打通式”学者。1998年，先生的《中国原始艺术》一书出版，此书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部原始艺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钟敬文先生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前事不忘，四年之后，也即2002年，先生的专著《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出版，这是“象征”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先生致仕之后，真正搅动起民间“风云”的，是2006年出版的百万言巨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此书一出，谁与争锋，诸多学人发文，认为此书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的空白。高有鹏发文《一部学术史的大度与厚重》（2007），称此书及时而详细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叶到20世纪末民间文学学科漫长的历程，它的大度与厚重是我们“难得的一面明镜。”吕微言：“那些仍在守护着民间文学这块教学和学术园地的师生们将是如何地盼望着先生的这部具有拓荒性质的鸿篇巨制，因为先生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他们研习的教材，更是支撑他们人生选择的‘圣典’”。因为此书，吕微将先生喻作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 如同西西弗斯推起巨石，先生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也在试图以一人之力扛起“巨石”，“单枪匹马地去啃这块被搁置久矣而至今无人问津的‘硬骨头’，以能梳理一下百年来民间文动和学术研究，从起伏兴衰中寻找历史的足迹和经验，对学科的建设有所助益。”先生无疑擎起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块百年“巨石”。 如先生言，百年来，民间文学的发展以及学科的建设过程确实是“起伏兴衰”。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搜集民间歌谣的。歌的搜集，学的探索，民的启蒙，国的建设在时代潮流中被粘结在一起，民间文学确实有一个轰轰烈烈而又“伟大”的开端。但之为，在于它自含落潮的命运，时局的动荡与歌谣研究会研究人员思想的分歧，使得持续七年的歌谣运动在1925年似流星坠逝，如天虹消散。文化大期间，民间文学被视为不健康的文学被主流意识形态予以排斥。1997年，教育部在调整学科目录时，将民间文学归并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在学科设置中呈现出“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的方式，这实际上是直接取消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当此之时，耳顺之年的先生连续写了《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2001）、《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2004）等一篇又一篇文章，与众多代表一起呼吁国家学位委员会恢复民间文学二级学科的地位和其“文学”属性，但此倡议却如沉海之石，无有回音。“时穷节乃现”，先生对民间文艺学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足鉴。 其实，不管是出世还是入世，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都是先生一直进行着的事业。众所周知，清晰的学科定位、鲜明的研究对象、自洽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独立性与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行成于思，毁于随”，先生膏油继晷，兀兀穷年，作为文章，以促思成。 在学科定位上，先生提出，文学性是民间文艺学的本质属性，民间文学是文学，“我们是把民间文学当作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或文化史现象来对待的。”“我的民间文学观，理所当然地是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先生认为，民间文学的创作是不自觉的、是群体性的、是口传的，具有美学属性。 对于研究对象，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最能说明问题。原始艺术、民间口头创作以及民间艺术三类人类精神活动现象，都在先生的研究之列。民间文学的常见体裁：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等内容的研究，先生都有涉猎。此外，学术史回顾也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除了大部头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外，先生还作小文，论述先前学者，如顾颉刚、黄石、郑振铎、茅盾、胡适等人的民间文学研究。 关于研究方法，先生花费的心力甚多。1988年，先生发文《整体研究要义》，提出“整体研究”理念，主张民间文艺学研究“必须超越作品表面所提供的信息，把目光投注到中国文化的深处，投注到相关学科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料和方法，才能全面地把握住所要研究的对象的整体。”也就是说，民间文学要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充实自己。“有容乃大”，先生试图以跨学科研究的办法来使民间文学研究走向纵深。与段宝林的“立体研究”法一样，这样的研究法可谓“开风气之先”，在当时甚至现在都不失为一种“时髦”且实用的研究法。“宽裕温柔，足以有容”，这形容人的品德之言，同样也适用于学术，个人的胸怀和视野亦然会影响到方的选择，先生性情之平和宽裕也孕育出包容性的整体研究法。 然而，“少则得，多则惑”，整体研究法是否会使民间文学丧失独立性？先生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遂一直坚持，民间文学要长远发展，就应该牢记自己的文学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尤其是在对待兄弟学科——民俗学时，学者必须将两者区别开来，这也是对整体研究法的补充。 先生又承继了五十年代郭沫若、周扬和老舍等老辈学者在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倡导的诗学研究法。这个研究法沿用了苏联“社会—历史—审美批判”的观念，认为研究民间文艺学要秉承“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的方法，挖掘其中的“诗学特性”和“审美意识”，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高山流水，知音自有，先生的老友——刘守华提倡的以“故事诗学”研究民间文学的理念就与先生的诗学研究法一致。 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也是先生的一大倡议。在《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讲演录选》（2019）一书中，先生将自己60余年来关于建设民间文艺学有关的讲演稿集中荟萃，此举对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应该明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实践检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成为我国的指导思想，这两种思想影响到文艺界。1953年3月29日，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作题为《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报告时就宣称，“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先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从1984年起就屡次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认为民间文艺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要与时俱进。 “成功在久不在速”，总的来说，对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先生琢磨了几十载！先生的著作《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2018）是为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说先生在两次主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期间是在为公务“躬行”，那么，先生这十余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具有生命自觉的“躬行”。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浪潮的来袭，削弱甚至摧垮了民间文学所依存的农耕文明，这使得民间文学生存、传承和延续的前景堪忧。痛感于此，先生作文，或呼吁社会，或提议献策；或交游缙绅，或往来鸿儒，无不显示出这位民间赤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心，以及对民间“园地”的坚守。先生的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2009）、《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道路》（2016），印证了先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 先生从业已六十余载，岁月悠悠，星移斗转间，民间文学学科内部经历了几次学术风向的转变，从文本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语境研究和生活研究，先生都是亲身经历者，甚至是首倡者。有学者说，先生本人就是“半部活的当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此言不虚。有学者言：“刘先生自称是‘边缘人’，但是他对学术的执着、对民间文艺无私的投入，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思考，所有这些都表明刘先生实际上一直处在学术的中心，甚至成为我们民间文艺学的一面旗帜。”所以，“边缘”始终是这位民间赤子的心境，它体现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的高爽器识与凛然风骨。 学问求深求真，生活求简求易，深邃似海，而又浅白如溪，此言舍先生其谁？ （本文原载《文学教育》2020年第2期中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