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年耕织图是否传世

《耕织图》是将我国古代人民的食和衣两大生产系统，即耕和织按照其生产过程而绘制的一种特定形式，其主要目的是让统治者“知稼穑之艰难及蚕桑之始末”。这一形式首创于南宋绍兴年间于潜县令楼（王寿），据楼（王寿）的侄子楼钥在《攻媿集》中记载：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后呈于宋高宗，“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

书姓名屏间“。由于统治者的倡导，《耕织图》便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绘画形式传了下来，且历代摹本、刻本不下几十种，其中令人注目的是南宋刘松年的本子。

刘松年是南宋画坛四大家之一（另三位为李唐、马远、夏圭），据《画史会要》载：“刘松年，钱塘人，居清波门外，俗呼暗门刘，淳熙画院学生，绍熙年间待诏。山水、人物师张敦礼而神气过之。宁宗朝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刘松年的同类作品还有《丝纶图》、《宫蚕图》、《春社图卷》等，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因此，他画《耕织图》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自刘松年将此图献于宁宗之后，在公开场合就未能再见到刘本《耕织图》了，历宋、元、明数代，一直鲜有人知其下落，直到清乾隆年间，这个问题才被画家蒋廷锡之子蒋溥提了出来。当时，蒋溥向清高宗献上一卷《蚕织图》，图上共绘24事，每事之空处又用小篆题24首楼（王寿）之诗，图尾落款为“松年笔”三字。后有元明诸家题跋，最重要的恐怕是元代赵子俊的跋语：“《耕织图》二卷乃程氏旧藏，每节小篆皆随斋手题”，这明确地指出了程氏家中原来藏有《耕织图》，后由随斋（即程棨）用小篆题诗于上。

蒋溥据此及落款推测这就是刘松年的真迹：“伏考松年绍熙时在画苑进《耕织图》，或者此其一欤？”蒋溥将《蚕织图》呈于清高宗后，高宗深信不疑，将其收藏于御书房，并著入《石渠宝笈》。但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高宗新得一图，是与前述《蚕织图》“纸幅长短画篆体格悉无弗合”的《耕图》，图后有元代姚式题跋：“《耕织图》二卷，文简程公曾孙棨仪甫绘而篆之”。文简程公即南宋著名学者程大昌，由此跋来看，则此图应由程棨所绘。清高宗据此又重新考证，认为这《耕织图》是元代程棨按楼（王寿）本的临摹，“松年笔”三字“腕力既弱，腹无记印”，是后人伪题，而刘本已佚。于是，刘松年《耕织图》传世与否被清高宗一锤定音，海内外学者一直沿用这一观点。清高宗后在《耕图》上题诗，并将此图二卷藏于贵织山堂，又摹刻于石上，陈列于多稼轩。1860年，《耕图》原作被英法联军劫走，现存美国华盛顿的Freer 美术馆。然而，今天的人们毕竟不会被200 年前清高宗的一句话挡了路。由宋人《蚕织图》在黑龙江的重新发现为楔子，有人开始重新怀疑清高宗的论断，并考虑刘松年《耕织图》存在的可能性。人们发现，历代主张刘本传世的不乏其人，在画史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刘本的线索，特别是在清初徽州吴其贞《书画记》中记载了他曾看到三种传为刘松年所画的《耕织图》版本。第一次是在屯溪（当时属休宁县）程隐之肆中，此本“气色尚佳，多残缺处，画法精工，然非刘笔，乃画院中临本”；第二次是在其堂兄仲坚处，也被吴其贞认作是临本；第三次是在休宁县榆村程怡之家中，此次唯见《耕图》一卷：“色新法健，不工不简，草草而成，多有笔趣，……识四字曰刘松年笔”。

由此看来，吴其贞曾看到三个与刘松年有关的《耕织图》版本，其中一个被认为是真迹。另外，《东图玄览》一书也载余杭方相卿家藏有刘本《耕织图》。鉴于吴其贞是在休宁县东南境与歙县间看到上述三个版本，而程棨亦为休宁县会里人，与上述屯溪、榆村相去甚近，又同姓程，因此，在这三个版本与所谓的程棨本之后，我们隐约看到了这样一条暗线，刘松年的《耕织图》似乎一直在影响着这一带所有的《耕织图》版本。进一步考虑，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何有如此多的传为刘松年本或摹本《耕织图》流传在皖浙一带？它们与刘本的关系究竟是伪本还是一般摹本？如纯系伪本，为何不伪制

更有影响、更有价值的楼（王寿）原本？若为摹本，那它们的原本又在哪里？南宋期间显赫一时的程氏家族是否可能得到刘本？现藏美国的究竟是刘本还是程本？归根结蒂，就是刘松年《耕织图》究竟是否传世？传在何处？是哪一本？能否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