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的历史
在时代，开会曾经成为一种展示和炫耀权力的机会。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专门用来举行朝会的富丽辉煌的前殿，就是规模极其宏伟的大会堂，据说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可以坐万人朝会的殿堂，象征着这位用武力并一海内的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无上威权。近年来考古学者发现，这座前殿当时并没有完工。如果秦始皇时代真的开了万会，那么中国就又拿了一个世界第一了。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儒士叔孙通为他设计了朝会的礼仪，经过多次演习之后，举行了正式的朝会，在极其严正肃穆的气氛中开会，贵族群臣无不振恐肃敬，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的。唐代诗人卢纶的《皇帝感词》诗所谓山呼一万岁，直入九重城，就反映了朝会隆重庄严的气氛。
后世各种各样的会，往往有形式主义的痼疾，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
皇宫朝会常常有礼仪大典的性质，但是也往往以议政作为主要内容。于是开始出现了会议的说法。汉代朝臣开会有确定的日期，称作会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曾经说道，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每朝会议，都只是一一分析诸事原委，预想出各种可能，让皇帝自己进行决策，不肯面折庭争，决不和皇帝直接发生正面的争执。他曾经和公卿大臣事先协商，有了一致的意见，但是一到朝堂上，看到皇帝的脸色，却又违背原先的约定，以顺应天子意旨，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可见，这种天子与公卿议，天子问群臣议计，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的所谓会议，往往会而不议。如东汉学者蔡邕《独断》卷上所说到的，每当行政有疑事的时候，即公卿百官会议，看起来似乎是采取了群议、集议的形式，但是最终的决策，实际上还是定于帝王一己，并不能改变决策专权独断的性质。到了明代，甚至经常发生因为在廷议、廷辩有违圣意，以致用廷杖的方式严刑惩处言官，杖责于殿阶之下，往往当廷毙命的情形。
后世许多开会的程序，甚至以为标榜的会议，其实都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非的实质，就是因为遗传千百年的形式的基因，一直在影响着生活的缘故。事实上，在许多时代，开会已经没有公开会合以辩难，议于大庭的形式了。
历史迈入近代，开会的形式愈益纷杂繁多。这反映了在一种特定形态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开会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密集，有时候是以热情的空前高涨为背景的，也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需要为背景的。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十月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开会是要有人组织和主持的。引述了当时人形容农会的话: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说，的确不错，当时城里、乡里，确实是委员世界。以开会为专业的人员逐渐增多，是特殊的历史现象。于是我们看到，频繁的开会，和行政机构的繁复重叠以及行政领导的人浮于事形成恶性循环。开会，后来成了一些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又继续要求别人再开更多更多的一系列的会，接受关于各种各样的开会的报道，以及关于各种各样的会的传达。下层必须按照一级一级用开会的形式布置上层的要求，通过开会的形式，来学习、领会和落实上层某次开会的精神。多少人的年华，被无穷无尽的开会消磨耗蚀。开会的名义多种多样，开会的形式形形色色。也许可以说，开会，可以导致公共空间的扩张，但是又造成对个人空间的压迫。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报纸上发表《开会迷》，尖锐讽刺了那些以开会为专业的官员，得到了列宁的赞赏。列宁说，我们确实处于永无止境地老是开会的状态中，应当指出这是很糟的状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艺术家马三立的相声《开会迷》，也讽刺了同样的现象。又过了30多年，在被誉为春天的故事的1992年南行，也传达了这样的清醒的意见: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其实，以开会为形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开会除了有利于造势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统一认识。可惜，历史上有许多次开会虽然有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宣传，却并未能真正地将与会者的心和力合起来。历史在演进，随着社会的进步，推想未来的会应当是形式比较合理，内容比较紧凑，功效比较突出，从而对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也比较明显的社会活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