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京剧团排演六号门
移师京剧舞台 作为资深剧院出身的人，我心里始终很困惑：“国家一级演员”的称号是怎么来的？“一级演员”是个专业职称，但前头冠以“国家”二字，是哪个权威部门评定的？中国有“梅花奖”“华表奖”，似乎从未封赏过“国家演员”。“国家级”的针对性是什么？从未听说哪个地方省市有过“某省一级演员”之称谓。还有一个现象就更叫人糊涂了，为什么只有“国家一级演员”，而没有冠以“国家”二字的画家、作家、音乐家……呢？如果我出书时在“作者简介”中标明自己是“国家一级作家”，岂不惹人耻笑？然而，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各种媒体天天都在介绍谁谁谁是“国家一级演员”呀？ 以上疑惑乍听起来与本文主题无关，但它却引起了我年轻时借调到天津市京剧团工作的一段美好的回忆。 1964年，天津市京剧团（即今天津京剧院）排练演出了现代京剧《六号门》，这是天津第一次创作排演大型现代京剧剧目，剧情是20世纪40年代天津码头工人反抗恶霸把头压迫的故事。 话剧是舶来艺术，所以和西方剧团一样拥有行当齐全的舞台美术人员。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美术”很美却没有舞美人员，因戏曲演出大都承袭了“祖师爷”的规矩不走样儿。各个剧种的各个流派唱腔和表演有所不同，但服装化妆道具则大同小异。除了梅兰芳那一级的大师做过一些创新尝试，一般剧团始终是循规蹈矩照葫芦画瓢。演出时后台只有“跟包的”（相当于如今的明星助理）、“衣箱”（服装管理人员）、“捡场的”（道具管理人员）等少数人就行了。特别是京剧，自从徽班进京二百多年以来，早已形成了固定不变的程式。尤其是慈禧太后在清宫亲自推动的大型文化工程《昭代箫韶》，将四十多部共一百多出昆曲改编成为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唱腔的剧本。她还命宫廷画家绘制许多部戏中人物“扮相谱”，我看到一些“扮相谱”左上方竖写一行毛笔字：穿戴脸儿俱照此样。这些珍贵的画谱对后世戏曲演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京剧和各个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演出时的“穿戴脸儿”都是按清宫传承“俱照此样”的。 天津市京剧团初次排演现代戏，毫无舞台美术设计及制作经验，所以文化局让人艺派出舞美各专业的优秀人才。首席美术设计师石路亲自出任《六号门》美术设计，并率领我们接管了《六号门》全套舞美任务。接管谈何容易？毕竟京剧和话剧不一样。戏曲表演和话剧表演在许多方面大相径庭，戏曲演员往台上一站讲究亮相，双脚呈丁字步，挺胸收腹，浑身紧绷绷的。话剧导演则要求演员松弛再松弛，自然再自然一些。话剧导表演和舞台美术都很“实”，贴近生活，而戏曲演员要在台上载歌载舞，有许多虚拟动作，布景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石路老师考虑到戏曲美学的传统观念和戏曲演员表演程式化的特点，从话剧常用的匣形三堵墙写实布景突破出来，采取虚实结合的简洁景片画龙点睛交代环境气氛，充分地为演员留下表演空间，保留了京剧虚拟化程式化特色。 《六号门》的服装设计遇到了难题──布料问题。京剧传统剧目中哪怕是穷人的服装也穿丝绸的“乞丐衣”，而天津码头工人苦力们若是穿丝绸服装那就太不真实了。但若像话剧那样真穿打补丁破布衣裳，布料及补丁在演员做舞蹈动作时缺乏飘逸感。选来选去，最后我们采用了当年的“棉绸”。那种料子发坠而又能随风飘动，表面还有一层小颗粒颇像粗布，剧中人穿上效果很好。 在中国大戏院后台我有一项额外任务──每天开演前给饰演恶霸马金龙的张韵啸先生“画龙”。可笑的是，龙要画在他的肚皮上，在台上他一撩绸衫就要露出文身。那年头儿国内还没有肉色尼龙紧身衣之类，放在今天就可以在紧身衣上绘制了。当时只能每天画一次，散了戏他去洗澡，第二天晚上开演前再画。画龙时特好玩儿，张韵啸先生比较胖，肚皮大，倒很容易画上一条飞龙。可是每次画时周围都站满了后台人员看热闹，我用一支长杆儿细毛儿油画笔蘸着蓝黑色油彩往他肚皮上左绕绕右绕绕，看客们便起哄逗他：“痒痒吗？”“凉吗？”“小刘同志，躲着肚脐眼儿，不好洗！”他憋不住一乐，肚皮就抖动，画笔就找不准了。 小刘同志就是我，一个年仅20岁的姑娘！紧张，害臊，我努力平静下来，一鳞一爪画龙点睛一丝不苟。坐在剧场看戏的观众哪能想到，隐身幕后的舞台美术创作如此艰辛细微呢！ 那段跟随《六号门》演出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我有机会接触了国粹艺术，以前我只受到西洋艺术的专业教育，这次补上了京剧课。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看了厉慧良、张世麟、丁至云、林玉梅、王紫苓、赵春亮诸多著名老演员的戏。记得每当厉慧良登台，后台侧幕上场门、下场门总是站满了“偷艺”的青年演员，不仅天津的文武老生，连外地的求艺者都赶来观摩。厉老板的《长坂坡》前赵云后关羽、《挑滑车》高宠、《艳阳楼》高登，扮相、身手、嗓音三全齐美，真叫一绝！我能够目睹“”前那段演出盛况，此生真的是眼福不浅。 关于京剧团老艺人们为何不直呼我的名字而称“小刘同志”，看来他们是把我们当成“搞运动”的工作队员了。天津人艺的都是随大军进城的文工团员，剧院是“国家单位”，当年我们那几批学生考入人艺叫作“参加”。京剧团早先是底子，后来才改为国营，在老艺人心目中我们才是“国家干部”。这种心态沿袭至今，演员们仍然喜欢强调“我们是国家（其实应该称为国营）剧团吃皇粮的演员”，以此区别于“个体户演员”。每个“国家演员”都喜欢这样说自己，说来说去，“国家一级演员”竟然以讹传讹以假成真了，连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主持人也跟着浑叫了。 说到京剧，天津有一项文艺盛举将能载入史册──1985年开始的京剧“音配像”大型系列文化艺术工程。老市长是个京剧迷，率先提出了这一功在千秋的创意。“音配像”是个极为高明的主意，梅兰芳那一代京剧大师在世时还没有电视机摄像机，除了很少的几部戏曲电影，众多老艺术家未能留下影像资料，却有大量的老唱片或录音带。让他们的扮成他们当年的舞台形象，配以本尊唱腔与念白的录音，留下完美的嗓音与形象，尽可能准确地使京剧艺术的精华得以保存和流传。 “音配像”从1988年试行，1994年正式开拍，先录制了355出去世京剧名家的代表作，评剧名家白玉霜、小白玉霜的21部戏，曲艺名家骆玉笙等人的130个节目。2002年以后二期工程又为李世济等当时健在的京剧名家拍摄了105部戏。这一前后历时21年的文化抢救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我和三位先后实施这一浩大工程的负责人都很熟。第一任谢国祥称得上是京剧专家，曾任京剧团团长、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市文化局局长、市委宣传部长。他博记，口才极好，做几个钟头的报告不用看稿。因为原先我们都是剧团出身，他见了我总是开玩笑，我也不称官职始终叫他“老谢”。他是个老单身，个性有些古怪，从来不吃“会议饭”。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在体院北“美膳酒楼”聚会，远远地望见他一个人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吃饭，未敢去打扰他，不料那是见他最后一面了。从部长位子卸任以后，他对京剧“音配像”工作很投入，过于劳累了，周末回家休息，到了星期一人们找不到他，赶到他家一看，人已去世多时了。 “音配像”工程继任者叶厚荣，曾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部长。从他在河西区当领导时我们就是老朋友，他调任市文化局当领导时曾专门到我家，详细了解天津文化界历史沿革。他学毕业，会说法语，是个认真做学问的人。他自己想去干与法语有关的工作，始终未能如愿，退休以后他热爱旅游和爬山，还写起了小说。 帮助叶厚荣指挥“音配像”现场的是高长德，他在天津人艺绰号“小百科”，聪明好学，知识面儿很广。他身上有一种透里透外的学生气，扮演过《雷雨》中的二少爷等许多“小号男主角”。他也很能写，是《唐人街上的传说》编剧之一，和我同时进入剧院编剧组。他的心肠很软，泪点很低，看戏很容易感动，别人看了还没怎么着，他就哭得稀里哗啦了。 1976年大地震以后，张学新副院长率领我们几个年轻编剧去汉沽化工厂深入生活。刚去时只带了一个抗震棚，我和男同事们睡在一个炕上，中间只挂了一个布帘子。后来有人帮我在大棚子旁边搭了个只能钻进去躺下的“狗窝”，晚上大家隔席聊天儿，我这边没动静了，他们怕我睡着了，就用小棍儿扎破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