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是否抄袭之作

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社会，涌现出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哲人，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那“公车上书”的义举，那愤世疾俗的力作，那改良维新、救亡图存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学伪经

考》便是他浩繁卷帙中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大国”的“金锁铜关”。随着、经济侵略的一步步加深，中国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然而，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增强，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迫切要求改变那种积贫积弱的腐朽局面，以求国家强盛，康有为则是其中的一员主将。欲进行改革，必然要先作上的准备。康有为要实行变法以图自强，也要用为自己鸣锣开道。他选择了中国古老的封建学说——经学，作为自己的突破口。康有为年轻时，跟随粤中大儒朱九江学习宋明理学，以后又“潜心佛典”；在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中国后，又受西学影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变化呈现出复杂的态势。而为了实行变法改革的目的，他又祭起今文经学的大旗，对古文经学大加挞伐，其实施攻击的代表作便是《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共十四章，书前并有康有为自序。据康自己说，他一向接受古文经说，但自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等人以来，疑攻古文经学家刘歆作伪的人日益增多，使他也渐渐产生一些怀疑。而偶然之间，读《史记》的《河间献王传》以及《鲁共王传》，发现其间并未载得古文经一事，这使他大吃一惊，又取《汉书》与《史记》相对照而读，发现《汉书》所言古文书，与《史记》相反，更使他大惊大疑，进而断定古文之伪，故撰《新学伪经考》一书，使天下学者能识其，从而“舍古文而从今文，辨伪经而得真经”。在此书中，康有为提出的中心论点是：秦始皇焚书未烧尽儒家经典，因而汉初儒生口耳相传的便是孔子所作的“真经”，“而古文经学纯粹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出来的，只能名之为”新莽之学“，古文经书则是”伪经“。《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出版，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康有为的、以后和他齐名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此有一精辟的论述，认为其意义在于“使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事实正是如此，《新学伪经考》一书，在破除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经学教条的迷信，唤醒他们对于传统信仰作一番新的思考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围绕着《新学伪经考》一书的产生，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桩公案，这就是，康有为的这部书是否抄袭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的《今古学考》？对此，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如钱穆便直截了当地宣称：康有为此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廖平本人更是愤愤不平，言语之间多次流露出不满情绪：“丁亥（1887年）作《今古学考》，戊子分为两篇，述今学为知圣篇，述古学为辟刘篇，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

（廖平《经语甲编》卷二）这分明是说康有为剽窃他的书。廖平并为此事致函康有为加以指责：“……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每大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致某人书》）这简直是指着鼻子，直言不讳地指责康有为抄袭他的著作。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近代著名学者、与康有为同宗今文的钱玄同，在他的《重论经今古学问题》一文中就认为，“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学考》等书相提并论”。这就否定了康有为抄廖平之书的说法。上述二说针

锋相对，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廖平《今古学考》一书，作于1887年，而康、廖会晤是在1889年、《新学伪经考》完成于1891年。如果说康有为写作此书，曾受过廖平观点的启发，这恐怕不会错。然而，康有为谈到有关这个问题时，却矢口不提廖平和他的《今古学考》一书，他在《新学伪经考。序》中说：“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咸奉伪经为圣法，……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廖平和他的《今古学考》，这是不够磊落的。对于这桩公案，梁启超有两段话颇可玩味，他说：“康先生（有为）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井研（廖季平），不可诬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