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宗教对话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其历史非常悠久。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全球化的速度得到加速，尤其工业以来更是如此。但对我们人类发生根本性影响的全球化运动主要发生在20世纪。而在21世纪之初，全球化的力量和困境也同时全面地表现出来。 我们并没有统一的全球化定义。一般人认为，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这一最初形态。同时，出现与此相应的大范围的、全球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共同体，以及文化、信仰、价值观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相遇、碰撞、对峙与融合。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场基于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对人类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影响的全球性历史运动。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全球化基于人的本性发展，以及人和自然、人和人关系的改变。人的本性中，有一种力量就是自我的扩展。这种扩展可以是朝外的，也可以是朝内的。朝外的发展，使得人关注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得到密切的发展。人在历史中生存的脆弱性之事实，使得人不断尝试改变自己的被动状态，必然朝科学和技术的方向发展。这必然推动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在早期，人敬畏自然，视自然为神秘的对象，只守候自己非常有限的部分。但随着个体自我的启动，人开始尝试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跨文化研究先驱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看来，我们此时进入历史意识之中。进入历史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一批影响后世几千年的思想家、宗教家。这个时期，贝斯（Karl Jaspers）称之为“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从贝斯和雷蒙·潘尼卡的文本分析入手，我们可以说进入全球化时代应该发端于轴心时代全球化运动，从信仰和思想运动看，它基于人的历史意识的发生。根据历史意识，人面向未来，并形成了进步、发展、自我实现等观念。在此之前，人们缺乏自我意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所具有的是非常有限的部落意识（一种初级的集体意识）。而从轴心时始，人的个体意识得到发展，这种个体意识具有不断扩展的特征。个体意识在初期，更关心垂直维度，关心个体自我和宇宙终极的关系，关心个体的拯救或解脱。这种追求，使得人无法满足于这个现实世界，开始抱怨世界，对世界的改造或改变于是成为必然。 改变有朝内的也有朝外的。朝内的改变就是发展发达的世界宗教传统，这些传统对世界具有整体性意识，并要克服人的不满意状态，改变现状，得到自我的实现、觉悟或解脱，也就是达到（内在的）自由。朝外的改变，就是发展技术，提升对抗自然的能力。朝外发展的结果就是人发展其物质的力量和社会关系的结构。例如，从制度的角度看，人类历史的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当然，人的沟通方式也是不断发展的。外在的改变使得人联系密切化、沟通频繁化。 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涉及观念、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领域。有的领域，全球化要早一些，有的要迟一些，但它们是彼此关联的。没有单纯的军事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各个领域的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全球范围看，全球化过程就是人类历史意识发展的过程。并且，全球化的顶点就是历史意识的终点。 从宗教的角度看，轴心时代之前的宗教属于原始信仰，那些原始信仰缺乏时间意识，也就是缺乏历史意识，在雷蒙·潘尼卡看来，属于前历史意识。但轴心时代发展起来的世界各大宗教则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人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目标和终点，从有限、罪、无明的状态走向无限、觉悟、解脱和自由的状态。它本质上就是从时间的起点或轮回状态到时间的终点或摆脱轮回。这个过程属于历史意识时期。 所以，宗教的全球化应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宗教影响范围从局部到全球，另一个是宗教意识从罪、无明到得救、觉悟。在这一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宗教都以各自方式发展自我，都需要发展地域空间、信徒人数、排他或包容其他的理论体系等等。在这一发展自我的过程中，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必定遇到一些以前没有处理过的问题。宗教全球化过程，是传统轴心时代发展起来的各大宗教优点展示、同时也是缺陷表现的一个过程。历史意识从开始到面临挑战，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全球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就宗教来说，宗教之间的关系因为彼此互动的加剧而更加复杂了。在20世纪，宗教神学家在如何处理宗教和其他宗教关系的理论问题上有了巨大发展。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主要由宗教神学家发展起来的宗教关系理论大致反映了当今宗教间张力的变迁。 宗教是拯救性的宗教，认为人的得救通过耶稣，并且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但其他宗教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并且是一个个具有力量的实体，无法无视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大量增加，不同信仰的人相遇更多，彼此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这一背景下，宗教神学家发展出了不同的回应策略。最初由雷斯（Alan Race）提出三类，即排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本世纪初，保罗·尼特提出了新的分类法：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前面三类大致对应排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通过具体分析这些类型，可以发现，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处理他者问题。 在宗教传统中，一般认为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绝对的他者。但另一方面，开明的徒却全然承认其他宗教的独立性、有效性，认为其他宗教是独立的他者，需要去了解、赞赏和吸收。其他宗教和宗教都是具有完全合理性和同等有效性的宗教，其他宗教是独立的，并不比宗教低。彼此不是敌我关系、主仆关系，而是伙伴关系。 ===首页与分页与分页之间分隔符=== 其他宗教的他者身份从被否定到被完全认可，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第一种关系中，宗教想置换其他宗教，不管是全部置换还是部分置换。根据置换模式，其他宗教没有救恩，是荒谬的，其信仰者需要再皈依。基于这种理解，教义的发展必然是唯我中心的。在置换模式中，也就是在排他论的态度中，徒缺乏对其他宗教的真实认识，不能把其他宗教视为真正的他者。 但宗教神学中也发展了兼容论的宗教态度，也就是所谓成全模式。这种态度和模式和神学家拉纳（Karl Rahner）神学思想关系密切。拉纳认为，救恩只有来自耶稣，但其他宗教中也有上帝的恩典，那些恩典本质上来自耶稣。其他宗教的人如果能够顺从自己的良心生活，即便不认识耶稣，没有加入教会，也被视为“匿名徒”，能够得救。显然，其他宗教的他者地位得到了肯定，但这个他者还不是自主的，本质上没有独立内容，因为其他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宗教本身的相对模糊的表现，拯救能力不是独立的，而是来自耶稣。所以，其他宗教在成全模式中，他者的身份是摆设性的。 像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约翰·希克、保罗·尼特等人，不满足于排他论（置换模式）和兼容论（成全模式），坚持不同宗教是独自对终极实在（超越者、上帝）的有效回应，如同彩虹的不同光谱。他们愿意用诸如“条条大道通罗马”、“同一山峰，不同道路”、“月印万川”之类的比喻。著名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家约翰·希克认为，不同宗教都指向同一终极实在。这个实在超越语言，但却临在。多元论态度对应保罗·尼特的互益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他者的身份得到了完全的肯定，不同信仰之间是伙伴关系，但问题是不同信仰在多元论者这里被视为同质的。换言之，不同信仰表面上差异万千，其深处却是一回事。其他宗教的他者就是自己，彼此同一。 多元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非常流行，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受到批评增多。有一种积极回应宗教多元论的神学是比较神学。根据比较神学，不同宗教都是彼此不同的，反对置换模式、成全模式和互益模式，也就是反对排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它属于接受模式。接受模式显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它强调各个宗教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在处理彼此关系问题上，反对建立宏大的诸宗教神学，而是强调实践。方法是向其他宗教学习，并用自己的语言去学习，尽可能避免扭曲，然后回到自己的宗教中，看看能否对自己的信仰有新的认识。不同宗教之间是真正的朋友、伙伴关系，彼此不存在扭曲的关系。 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宗教都进入人类共同空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彼此关系的理论问题。从宗教的角度看，由于宗教教义的特殊性，一直以来和其他宗教的关系存在张力。这种张力的消除主要取决于宗教改变自己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在20世纪，宗教思想家为了解决宗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张力问题，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解决问题，相对而言，接受模式能比较合理地处理宗教之间的张力问题。然而，我们人类的宗教关系会走向接受模式吗？ 卡曾斯（Ewert H. Cousins）认为，轴心时代人们的意识关注个体的拯救，相对缺乏整体意识，也就是他所说的全球意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在他所说的第二轴心时代需要进行自身的转化，这种转化的核心就是从个体意识转向全球意识。在他看来，转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水平维度的发展，就是文化、宗教的相遇在全球范围发生，并将产生复杂的集体意识；另一个是垂直维度的发展，人类深深植根于大地，以便提供一个未来发展的稳定和安全的基础。然而，从卡曾斯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和宗教在全球范围的相遇是一个事实，但是否已经从个体意识上升到集体意识，各个宗教是否具有全球意识则尚无定论。 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让各大宗教有机会和可能在全球化时代为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对各大宗教具有摧毁性力量。各大宗教如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意识，则很可能面临萎缩，并可能成为人类苦难以及各种冲突的根源。根据后现代哲学家唐·库比特（Don Cupitt）的分析，在当代，宗教或宗教面对全球化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走向狭隘的宗教基要主义，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张力和冲突的原因。如今，由于全球化带来了人们各种观念的变化，甚至颠覆，很多人难以适应，从而退回到保守的教条主义之中，对其他宗教以及现代世界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二是彻底走向世俗化，放弃宗教。如果放弃了宗教，那么宗教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对宗教基要主义者和彻底的宗教世俗主义者来说，宗教对话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是不必要的。 然而，尽管如此，在进入第二轴心时代的今天，我们看到依然有大量的宗教存在，人们依然需要宗教为他们提供生活意义。基于此，我们需要像卡曾斯那样呼吁各大宗教进行转化，适应第二轴心时代，培养全球意识；需要像孔汉思（Hans Küng）那样呼吁各大宗教的对话；也需要像雷蒙·潘尼卡那样，呼吁各大宗教展开持续的对话，并努力让宗教超越历史意识，走向“宇宙－神－人共融”的超历史意识。 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让一些宗教思想家从中心的立场转向了上帝中心，再转向实在中心，以及问题中心。如今我们注意到，历史的发展要求摆脱任何一个宗教的中心主义，需要站在全球的平台上重新审视宗教，并尝试将宗教的发展和人类的和谐结合起来。为实现全球化时代宗教的和谐，宗教对话是最基本的进路，也是非常有效的进路。 在第二轴心时代，各大宗教首先都面临自我的调整，需要转变自身某些教义，突出自身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弱化某些曾经被强化的内容。根据雷蒙·潘尼卡的理解，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存在三类处理范式：一是一元论，一切都围绕某个体系、核心展开，依赖于力量。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力的选择。另一种是二元论，主张各自为营。二元论难以持久，因为它本质上也是依赖于力量，一方的力量足够大时，就会转向一元论。第三类是不二论，这也是潘尼卡的选择。对话是中道，而对话恰恰体现了不二论的倾向。 这里所谈的不二论不完全是传统的，似乎已经被潘尼卡所发展。它强调极性之间的张力。不同宗教就是不同的极性，彼此不能替代，彼此都是终极性的。潘尼卡不主张在宗教之间找到共同的本质，在他看来并没有这样的本质。他注意到不同宗教是不同的语言系统，彼此不可通约，但可以沟通。而沟通则依赖对话。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宗教都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如今，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意识到，我们需要有全球意识，需要转化各自的宗教，需要通过对话来处理彼此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来彼此互益和更新。还可以意识到，全球化对各大宗教具有“压力”，它对各大宗教的要求具有“强迫性”，这是“势”。各大宗教为了不被这个“势”压倒，需要被动或者主动地进行转化，从宗教的个体意识转向集体意识，走向全球意识，并且意识到，宗教对话是进行顺利转化的一条有效通道，甚至是存在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