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过年风俗从流民到客家探索客家族群意识的兴起
温春香 自从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奠定客家学研究基础以来，客家学渐渐成为一门显学，至上世纪十年代，涌现了众多研究者。而这众多研究领域中，客家源流一直是最为学者们所关注的，关于客家源流的专著就有不少。在这些论著中，讨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客家的来源、迁徙、语言、特质、精神等问题上。随着族群理论的发展和对族群认同与族群意识的问题思考，在关于“客观念”、“客意识”形成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突破前人的成果。
华裔学者梁肇庭是当代对客家学研究贡献颇大的学者，其遗著《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族性： 客家、棚民及其邻居》结合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与人类学族群理论，对客家的史研究有全新的理解。他提出13、14世纪是酝酿期。直到16、17世纪，因经济衰退人口迁移导致部分地区土主矛盾激化，使得部分地区出现土主与外来佃耕者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15至18世纪期间达到高潮，因此才具备了族群自觉感。梁先生将族群与文化群进行区别，他认为共享文化及传统只能称为“文化群”，而只有当他们接触并发生磨擦时才产生族群之自觉感。
一开始，“客户”作为指称，一般是在他称出现，并且以反面的形象出现，即使在书写时被污化地加上“犭”旁。但在形成这一污化之称前，其实文献中已有对异邑民入县的情况记载。在清代修撰《归善县志》的文献中，我们看到明代中期归善县境内，有异邑民入县租佃土地，这些异邑民被称作“客户”，他们进入惠州租佃土地，因常与当地土人发生矛盾，被官府视为社会不安因素。在这些异邑居民中的兴宁长乐安远武平之人，他们涉及三省，是来自于毗邻之地的人口，但由于数量增多，与土著形成相对独立的人口集团，他们因强悍而被认为是“客户”。
二次阅读后，这些原本作为流动人口的一员，不受约束，被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存在，却也逐渐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认可。当本地原住人口感到压力和恐惧时，他们便通过拘捕这些外来佃耕者以维持秩序。这一做法虽然用于控制但却同时承认了这些外来佃耕者的合法居留权，从而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冲突。此类冲突最终演变成了明末清初间广东沿海地区的一系列械斗事件，其中包括嘉庆年间博罗东莞之间爆发的大规模械斗事件。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它成为了区分不同民族身份的一个标志。在早期，当地方言还未完全分离出自己的独特语音之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说方言的人是否能够根据其方言辨识出对方身份。例如，《丰湖杂记》提到：“至若客户隶增城者……乡音无改。”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人们对于那些仍然保持自己方言习惯的人士拥有高度警觉性，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具有某种共同身份或背景。
随着时间推移，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地理隔离以及文化差异加剧，最终导致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即一种由边缘性生活经验所塑造的心理结构。这一点正如梁肇庭所描述，他强调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尽管一些现代派学生可能会批评这样的分析方式，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对于那些生活在地域边缘的人来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理解他们自己才能找到意义。而且，这种方法并不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世界中的许多复杂问题，比如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
总结起来，可以看出，从最初作为流动人口的一员，再经过长时间的地理移动和社会融合，最终演变成为一个具有明确自身身份特征并试图保护自身利益的小型民族团体——即今日意义上的" 客家族"。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一个简单易混淆的地方小组成员转变成具有其它部落或国度独立存在感并努力维护其独特性的团体是一个漫长而复杂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历史的一个微缩镜头。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每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地理移动，更是一场深刻的心灵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