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中国式宗教文化生态的智慧之光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1902-1972），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之一，他提出“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他重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由此形成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我们还要进一步，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它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宗教产生和演变机制，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如何存活、如何影响社会、与其他宗教关系，以及它们对于文明发展及当代趋势，以及保护多样性的策略，使之有益于人类和谐与进步。
从世界范围来说，就宗教关系而言，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一元主导型，一种信仰成为国教，如印度（印度教）、巴基斯坦（伊斯兰）、波兰（天主）、泰国（佛）等；二是多元紧张型，如克什米尔地区印度人与穆斯林人间、中东犹太人与穆斯林人的冲突；三是多元和谐型，如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和信仰相融合的地方，以儒家为中心，有道家、佛家的互补作用，这一生态模式良性，对内容促成宗教和睦、道德劝善，对外促使全球交流共享。这是一个以仁爱为本，以神道设立，而非独尊一种信仰，因此既没有极端主义，也不会流入功利平庸。中华民族具有基础性信仰，但允许自由选择，不垄断任何一种信仰，只要求遵守基本做人之道即可获得尊重。此外，中国人民拥有丰富且层次分明的一系列传统信仰，从汉传佛到藏传佛再到南传佛，每个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儒家的理念并行不悖。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外来神灵也被融入了中华大地，他们逐渐同化，最终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一切都是基于“和而不同”的深厚根基，这一理念已经渗透到了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人心中。无论是在经典文献如《易经》、《孟子》还是后来的思想家如费孝通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一原则始终贯穿其中，让中国能够保持其独特性，同时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知识技术创新，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繁荣昌盛。而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態，使得随着时间推移，不仅自己得到了提升，还让周围的人也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