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学探究道教文化中的道家与儒家根本区别于古籍中的物品寓意

在我研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时，我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1981年，我在《文史哲》第2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后来，我还将相关论文集结出版了《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尽管“秦汉新道家”这一概念曾经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明确支持并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并不多。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黄老之学的研究。我注意到，有几本书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如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和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些书籍都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开始讲起，并包括了秦汉时期的“黄老道家”。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著作也探讨了战国时期“黄老新学”，如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以及陈丽桂早年的作品，《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91年出版）。

我所说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情感联系。实际上，“ 黄老一词，在文献中有其根基和根据。在《史记》中就有：“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韩非也‘归本于黄老’，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皆‘ 学黄老道德之术 ’，因发明、序其旨意。”还有盖公、“善治黄老言”，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等几十处 “ 黄老 ” 连称（参见《史记》有关列传、世家）。

随着对古代文献资料不断深入挖掘，我们发现越来越多有关战争策略和政治智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基于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思考，这些文化背景中的很多内容可以追溯至古代的一些典籍，比如我们提到的那些关于战争策略或政治智慧的问题，它们往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论体系。这使得我们对于过去时代人们如何思考问题，以及他们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理解。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类文明在面对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时候，他们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寻找解决方案，这些方法既反映出他们当时所处环境的情况，也反映出他们的心理状态。例如，在讨论战争策略的时候，无疑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考虑，从军事角度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再结合自己的资源情况进行规划；而且这种规划还需要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考量。

因此，对于那些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出正确决策？这需要的是一种高超的大智慧，是一种能够跨越时间空间界限，可以适应各种变化情况的大智慧。而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即便是在极端恶劣甚至绝望的情况下，也能找到希望，那个希望来源于人类无尽创新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