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学物品中的玄学入门探索_道教文化-天然道观

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深入研究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并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在1981年，《文史哲》第2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后来在1984年，我将有关论文集结出版成书籍《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尽管“秦汉新道家”这一提法曾经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但明确支持并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不多。

与此同时，黄老之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和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著作对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进行了详尽探讨。此外，还有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以及陈丽桂早年的作品，如她的博士论文《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91年出版）。

我所说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因为黄老道家的形成也是我所考虑过或思考过的问题。在文献中，“黄老”一词具有坚实根基，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史记》中就有：“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韩非也‘归本于黄老’。”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皆‘ 学黄老道德之术，以发明、序其旨意”。还有盖公“善治黄老言”，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随着对古代文化传说越来越多次提及，从战国晚期开始，关于黄帝的故事逐渐流行，这些故事中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包括二十七种以尊敬或称呼为 “君臣名”的书籍，如：兵阴阳五种，神仙类四种等。这些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上的各种理论构成了丰富而又杂多无穷的地球知识体系，它们基本上可以归入到更广泛意义上的 “杂而多端”的宇宙观念中。

近几十年的出土简帛材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时期智慧传统的地图，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那些被认为是属于该时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内容，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时间演变而融合成为今天我们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