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学强大道家学说的物质化实践_天然道观

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深入研究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并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在1981年，《文史哲》第2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后来在1984年，我将有关论文集结出版成书籍《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尽管“秦汉新道家”这一提法曾经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但明确支持并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不多。

与此同时，黄老之学也得到了相应的研究。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和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是这方面的一些著作，它们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讲起，并包括了秦汉时期的“黄老道家”。其他如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以及陈丽桂更早一些于台北联经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都注意到了我关于“秦汉新道家的讨论”。

我所说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间有着直接关系，因为黄老派也是我提及或思考过的问题。“黄老”一词，在文献中有其根基，有众所周知的事实，比如申不害、韩非等人都承认自己受到了黄老思想影响。还有盖公、陈平等人也被认为是行走于这条道路上。

随着对历史资料的不断探索，我们发现了更多关于战国至西晋时期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教文化领域内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现象：即以儒家的名义进行批判和反驳，而以自己的立场去解释儒家的观点。这可以看出，儒者对于自己传统文化有很强烈的情感依赖，而在面对外来的挑战时，他们会采取一种比较激进的手段，即通过文字上的攻击或者说是通过文字上的辩护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向外开拓，一种包容性的倾向，这正体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开始尝试去融合不同的文化元素，以达到更高层次上的理解和认识。这种融合，不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段或者地域，而是一个持续发展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地球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