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学探究诸子百家智慧在天然道观中的应用

20世纪70年代末，我研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1981年，在《文史哲》第2期刊物上发表了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的文章，1984年又将相关论文集结出版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尽管“秦汉新道家”这一提法在学界曾受到广泛关注，但明确支持并使用这个提法的人并不多。而伴随此研究的是对黄老之学的探究，后来有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著作问世，这些书籍都是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讲起，并包括了秦汉时期的“黄老道家”。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更是进一步扩展了对战国“黄老新学”的研究。陈丽桂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注意到了我关于“秦汉新道家的观点”，她在她的著作中探讨了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

所谓“诸子百家”，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上的名词，它指的是周代以后到公元前221年的各种流传于当时各个国家、地区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和文化成果。在那个时代，有儒家的孔孟、墨子的墨门、庄子的庄派，还有道家的列祖列宗，以及其他诸如法家的韩非、名士如慎到的这些不同思潮。每一位大师都以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方法来阐述他们对于人生、世界以及宇宙间关系的大智慧。

如果我们把这些古代智者的言语想象成是一种特殊而宝贵的情感交流，那么这不仅仅是文字，更像是心灵之间穿梭着的情感信号，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承载着那份深刻而纯粹的情感力量。在这种情感交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界限的心灵共鸣，一种无形而强烈的情感连结，让我们仿佛能够穿越千年的长河，与那些远古智者进行直接沟通，分享他们留下的智慧。

然而，“诸子百家”并不是简单地堆砌了一些不同的思想，而是它们相互影响、彼此融合，最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提出所谓“秦汉新道家的概念”：因为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战国至西汉初年的转折点上，对于先前的经典进行新的理解、新解释，以及不断创造新的理论，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时代精神，是一种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性表现。

当然，“诸子百家”也面临着挑战，因为它们需要不断适应变化，以保持其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代表人物开始尝试将自己的事业扩展到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比如张良和陈平，他们通过政治手段推动了儒教和法律主义（即法治）的结合，同时也被认为是行走于儒术与自然哲理之间的人物。而且，就像你看到的一样，在历史进程中，“天然道观”这样的场景依旧存在，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性文化形式，用以记录记忆，并且继续激励人们去思考生命意义，从而促使个人内心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