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特别能忍
卧薪尝胆
（一）
网上有句流行语，叫“我忍你很久了”。这本是一句网络戏谑语言，或许根本不能由此上升到国民性格的高度。但我们透过这句网络流行语的背后，还是能隐约窥见到中国人隐忍的特性。
隐忍不好吗？两千多年前，吴王对越王说，不服我灭了你。越王说，我忍！于是，越王卧薪尝胆成功雪耻；一个流氓对韩信说，不服我打死你。韩信说，我忍！于是，韩信经历胯下之辱后成为一代杰出的军事家；汉武帝对司马迁说，不服我阉了你。司马迁说，我忍！于是，不再“男人”的他写就伟大巨著《史记》。
看，多么励志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直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经典。同这些励志故事一样，还有众多的励志鸡汤，最典型的莫如孔子老师《论语》中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老师也说过，“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经过千年熬制、小火慢炖的这种鸡汤，被中国人喝过后，营养已经融进血液里。我们似乎越来越离不开这口。
（二）
隐忍的背后逻辑是隐忍待发，也就是说，我们要不动声色，慢慢积蓄力量，要厚积薄发，然后给对方致命一击。正如越王勾践。或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采取隐忍、退让的策略，暂时放弃一部分利益，包括肉体、尊严、名誉等。于是，我们又发明了另一种自我安慰式的鸡汤，如“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看看，我们多会给自己找台阶下。
然而，小忍，也不一定成大谋。《东周列国志》第三回，大臣向平王说：“若隐忍避仇，弃此适彼，我退一尺，敌进一尺，恐蚕食之忧。”也就是说，我退敌必进，登了鼻子你忍让，对方一定会上脸。国土被蚕食后的退让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个利更是如此。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个利的每一步退缩，都会引发的公权力肆意扩张。
不是嘛？个体的无动于衷，逐渐就导致了集体的麻木不仁，甚至是逆来顺受。饿死一个人没有抗争，便会诱发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饥荒。
（三）
相信有两个场景中国人很熟悉。一个是清军入关后，强制汉人剃发易服，扬州、嘉定等全国多地遭到清军血腥。按说，他们没有隐忍，应该大都是宁死不屈的英勇形象。但从史料中来看，所谓反抗最强烈的地区，广大百姓如待宰的羔羊无异。一个清军就可以在无任何的情况下，押解几十名青壮年男子到刑场去。百姓遇到清军，个个战战兢兢，匍匐跪地，伸长脖子等着砍头。清军喊一声“蛮子来！“，百姓就乖乖过来受死。清军喊一声“跪！”，百姓就齐刷刷跪地低头。你感觉难以想象吗？这是1645年，距离现在三百七十年。
有距离更近的，那就是日本侵华期间。据《东史郎日记》记载，南京失陷后，日军进城实施疯狂。在某天晚上，漆黑一团，只有点点星光闪烁，大约七千年俘虏被解除武装。而此时日军鬼子只有两个中队的兵力，就连日本兵也感到对比悬殊。他们同样担心，如果七千人，日军根本对付不过来。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受降的军人，全部老老实实听日军驱使。让坐不敢站，让走就不敢跑。
南京遭遇屠城期间，很多百姓排成排等待送死，被枪杀时非常镇静，令日本人都感到惊讶。他们眼看着同伴在自己面前一个个被杀，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恐惧。轮到自己被杀时，还会主动迈出一步，非常配合刽子手。东史郎感觉，中国人似乎有一种上天堂的感觉。你感觉到不可思议吗？这是1937年，距离现在仅仅七十八年。
（四）
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有儒家提倡的“温良恭俭让”美德。确实没错，但这“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并没有给周围的人，而是给了权力。在权力面前，我们温和、谦卑、恭顺，甚至奴颜婢膝。那些跪在官府门口，向权力哭诉求情的是多么有礼仪。
在晚清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说，中国人对有损自己脸面和尊严的一些鸡毛蒜皮小事难以宽容，然而对官府的一切恶行却相当的理解与宽容。他观察到，很多人往往因为一分钱就会与同行吵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然后转头就痛痛快快去交官府的苛捐杂税，年复一年，心甘情愿。虽然百姓明明知道税额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但他们仍然默不作声，照交不误。
对于官府的种种恶行，诸如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等行为，百姓对此更多表现为熟视无睹，甚至逆来顺受，更谈不上任何反抗。这边对官府恶行谈笑风生，那边就与邻居或好友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原因可能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对方一个貌似失礼的小小举动都可能遭到记恨，因为这样冒犯 到了自己的尊严与脸面。麦高温很是看不懂中国人。
（五）
看不懂中国人的还有参与过洗劫圆明园的英国将军戈登。他目睹了晚清中国人因为自然灾害、饥荒、战乱四处避祸的惨状。戈登看不懂，为何中国人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而不去向官府求助，甚至起义反抗。百姓的回答只有“不敢”。戈登都被这样的回答惊呆了，他劝告百姓说，饿死与起义被杀的结果是一样的，早晚都是死，为何不拼一把？他得到的回答，仍是“不敢”，“不敢”。对于熟悉了“要么面包、要么”西方逻辑的戈登，他怎么也看不懂中国人这种生物。
同样是英国人的斯卡思则是一位商人，遇到了一个晚清时的农民。农民的土地被当地富豪强行侵占，失去生计的农民不敢去打官司，也不敢做其他反抗，而是莫名其妙地祭拜神像对富豪进行诅咒。农民认为，富豪与官府勾通，打官司也打不赢。打不赢官司我就咒死你。农民拜神像时口中念念有词，诸如让富豪家每人都疾病缠身，让富豪媳妇鬼魂附体，让孩子无家可归。让富豪破产去沿街乞讨，或是最好暴死街头。农民磕头跪拜完神像后，若无其事般走开，脸上甚至还带着微笑。斯卡思无法想象，失去土地无法生存的他为何这般能忍。
（六）
“不敢”的晚清中国百姓何以如此恐惧，他们宁愿被欺负、宁愿被饿死也不敢反抗？我们根据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经历，似乎能找到合理的答案。1878年，李提摩太被教会派往山西去进行慈善救济，那里正发生着百年不遇的大灾荒。
李提摩太一行从太原出发，一路向南，沿路所见，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有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爬行；有人被一阵风吹倒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有人死后被野狗、野狼啃食；还有人互相吃对方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忍吃自己的孩子。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当地各富豪大户仍然过着悠哉的生活。李提摩太实在想不通，中国人为何不去抢劫富户。后来他发现，在每个村子都贴有告示，告示中警告，山西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
洪洞县城城墙上高悬的两颗人头昭示了抢劫的下场，而城墙下面就是饿死的累累白骨。但吃人的传闻还是偶尔有传出，一些稍微富足的路人与赶路的商人却带着各种防卫武器，如梭镖、刀剑等。他们担心的不是抢劫，而是害怕自己被吃掉。
李提摩太要拿出两千两白银进行救济，但遭到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严词拒绝。在曾国荃看来，救济只会让百姓与官府之间离心离德，是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还会滋生叛乱。
（七）
中国人的隐忍并不是清代才形成，早在明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就对中国人有了深刻的总结。他说，如果忍耐是一帖利于所有痛苦的膏药，那么，中国人是最善于贴用这种膏药的人。
有人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世界上最多的自然灾难与战乱，肆虐无常的天灾与疾病、残暴严苛的官府压榨、疯狂血腥的异族杀戮，苦难的历史造就了中国人隐忍的性格。不管环境如何艰难困苦，中国人似乎都能坚强承受，堪称最能抗压的群体。
隐忍长期深植中国土地，慢慢开出艳丽之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隐忍已经成为中国人特有的生存哲学，竟然还有人为此所谓的生存智慧而沾沾自喜。
麦高温观察的更为细致入微。晚清的中国人即使缺衣少食，也能像奴隶一样，任劳任怨。此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星期天休息的概念。男人的脸上纵然也有无奈与不满，但依然会以坚强的毅力，默默挑起生活的重担。女人则更会隐忍，也必须隐忍，不管苛刻的婆婆如何打骂，丈夫如何堕落无能，女人都只能将痛苦深藏心底，否则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八）
家庭中的女人为何如此隐忍，封建社会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只是一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家庭与国家具有相同的治理结构，即宗法制的“家国同构”。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庭就是国家的缩影。在宗法制的家庭，实行严格的父权家长制，父亲拥有最高的权威，对家庭的财产等资源具有绝对的分配权。不管有几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全都要生活在一起，必须集体听从最长者的领导。在这种氛围下，别说女人，就是男人也要无条件服从。
《周易·家天下》有一句话，“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这意思就是说，家中的长辈就犹如威严的君主。巧的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有“父母官”一说，这是用来形容地方官员的俗称，有时也包括一国之君。由此不难看出，家与国、君与父的统一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维系宗法制有两大传统方法，一个是忠，一个是孝。不管是忠，还是孝，都要求对权力的绝对服从。
其实，家庭就是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最基层单位。“家国同构”更易于统治者以忠孝的名义推广封建愚民政策。如唐代中后期，，统治者大力提倡愚忠愚孝，著名的“割骨疗亲”在此时愈演愈烈。所谓的“割骨疗亲”，就是割下自己的肉给父母当药引子。父母如君，君如父母，不忠不孝实属过去十恶不赦中的大罪。
（九）
忠孝的土壤便是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两千年前来，“三纲五常”始终扮演着社会道德行为准则规范的角色。在家服从父母，在外服从官府，不讲善恶是非，只讲绝对盲从。这无疑是一条高压线，是封建统治者禁锢自由思想，进行奴化思想教育的传统法宝。
长期的统治压迫，压抑自由，扭曲人性，扼杀创造力。这犹如将臣民关进了牢笼，臣民只能为生存妥协、屈服，逐渐变得冷漠、麻木，集体无意识。在国门封闭、社会封闭的环境下，百姓根本没有公平的概念，也不知何为公平。即使逆来顺受也被认为是正常的。
美国人西德莫尔女士这样评价晚清的中国人，他们对西方列强蚕食瓜分祖国的行为感到非常冷漠，国土的流失好像与自己根本无关一样。其实，国土确实与自己无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期匍匐于权力的他们只知朝廷，怎可有国家概念。
最近流行一个心理学名词，叫斯德哥尔摩症。朋友说，每次看到这个词，都感觉是为中国人发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