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成朱文信全球化时代宗教相遇中无为之用方显大用
作为一位哲学家，我曾深入探讨过爱丁顿爵士提出的时间之箭概念，这种线性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如同离弦之箭，仅指向未来。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卡尔·洛维特所提出的救赎史观相呼应，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包括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对话意识等。
我们注意到三种代表性观念：汉斯·昆将库恩的“范式转换”应用于文化和宗教领域；卡曾思提出了“第二轴心时代”的概念，以区别于轴心时代的世界图像；斯维德勒倡导进入“全球对话的时代”，强调了人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以及需要跨越文化和宗教差异进行对话。
早期思想家如斯宾格勒已经预见了人类文明的未来，而汤因比则总结了二十一种文明的兴衰模式。他认为西方文明已有力量结束历史甚至生命，因此不能使自己跌至悬崖边缘。塞缪尔·亨廷顿预言了文化冲突，将关系到人类文明命运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许多哲人提出不同的策略，如保罗·尼特、约翰·希克、约翰·科布等，他们试图解决宗教相遇中的难题。
潘尼卡提出了《对话经》，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理解的必要性，并从个人、宗教传统和历史三个层面指出宗教对话的重要性。这部作品被视为当代世界诸文明相遇时的一种选择，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应对现代挑战的手段。
安伦在其著作《理性信仰之道》中提出建立基于理性信仰的宗教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旨在促进社会道德、正义与和平，并将宗教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他反对非理性的信仰倾向，主张通过科学知识检验来开放各宗教信仰，使它们趋向于理性化。此外，他还同意约翰·希克关于寻求救赎或解脱是后轴心时代各种宗教核心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