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提倡无为而无不为的中国宗教文化生态之道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1902-1972），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首次将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研究。他强调了文化对环境适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样性，并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演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将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这不仅包括研究各种宗教产生和演变机制，以及它们如何整合社会文化，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以及跨越不同的文化大范围中，宗教如何存活以及它们相互间、与社会、以及当代发展趋势。同时，我们还需考虑如何保护宗教多样性并优化其生态，使之对人类和谐与进步有益。

从全球角度来看，从宗教关系角度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元主导型，一种宗教成为国教，其影响力巨大，如印度（印度教）、巴基斯坦（伊斯兰教）、波兰（天主教）等。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历史原因，一种特定的信仰形成深厚传统，对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其他信仰处于边缘地带，不得不屈服于主流信仰。这类模式应当得到理解和尊重；面临的问题包括正确处理国内日益增长的多元信仰，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信仰关系，以实现和平共处。

二是多元紧张型，这些国家拥有几种主要的宗教，同时拥有庞大的支持者群体，但由于复杂因素，各个派别之间常常存在紧张关系，如克什米尔地区、北爱尔兰、中东等地。这种紧张关系可能源自缺乏理性宽容、极端主义蔓延、实际利益冲突未能解决或者历史恩怨未能释放。此类情况虽然损害了国家稳定，也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通过文明对话进行调整。

三是多元和谐型，这些国家长期共存，不仅能够维持秩序，而且可以互相学习合作，形成一种繁荣共生的环境，如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大体上说，东亚地区最为安定少有冲突，这主要归功于儒家与佛家的融合，而中国作为这一区域的心脏地带，其独特传统对于外界有着辐射作用。在这样的生境中，可以形成以崇尚道德劝善为基础，与外界促进交流合作，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众多而又充满各种信仰的地方。尽管民族间也曾争斗，但友好融合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长期来看，在农业文明稳定的氛围中，加上家族社会智慧，再加上古代文明基础上的孔子儒学与老子道家的双向引导，使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套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仁爱通行，无敌可胜之品格及精神。而这份丰富而包容的地球根基，让我们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温暖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