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美叫中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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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一时兴起，给远方的友人寄了一封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这封4行28字短信写得很随意，就跟现代人每天捧着手机发微信差不多，王羲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随便挥洒的一封书信，千百年后会受到后世的顶礼膜拜吧。
《快雪时晴帖》后来成了乾隆皇帝最心爱的宝贝，他特地在养心殿西暖阁内装修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书斋，将其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三幅作品安置在内。书房取名“三希堂”。
每到北京瑞雪初降之时，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赏玩，并一次次写下各种观后感。
有一天，他心情舒畅，便大笔一挥在书帖旁写了一个“神”字；又有一天，他似乎有了新的感悟，写下一个“妙”字；还有一天，他似乎觉得一个字不足以表达心情，干脆来一个感叹短语“神乎技矣”！
就这样，乾隆一生对这件书帖的题跋有73次之多，以至于《快雪时晴帖》展出时，很多人只看见乾隆密密麻麻的题记，差点儿找不着王羲之的那28个字了。
此帖本来只是草稿，28行，324个字，一气呵成，快意淋漓，有增删，也有涂改。王羲之回家后觉得涂改过几处的初稿不太完美，重新抄了几次，却发现新抄的稿子，整洁是整洁了，但老感觉不如初稿有味道。
笔下特定时空中书法的败笔大约也是生命的真实吧，即“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所以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这是有道理的。
▲神龙本《兰亭序》，据传由唐太宗时期的书法家冯承素临摹，在传世摹本中最为精美，最接近原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王羲之凭借一手“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行书独步天下，但是他有两个偶像，令他觉得他的字怎么都比不上他的偶像。这可不是高级凡尔赛，因为，他的偶像确实实力很强。
可见，早在东汉时期，以草书为代表的书法已经从“有用”中超脱出来，成为“无用”的艺术了。
▲钟繇《宣示表》宋刻帖拓片，后人称钟繇的书法“天然第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羲之早年的书法老师是卫夫人卫铄，而卫铄正是师承自钟繇，传递了钟繇的笔法。可以说，王羲之见了钟繇得喊一声“祖师爷”。
钟繇的名气很大，但他的真迹今天一件也看不到了。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的粉丝一个比一个狂热。
▲王献之代表作小楷《洛神赋十三行》碧玉版本局部，原石藏于首都博物馆。
到了东晋，有人请王献之为新建的太极殿题写匾额，王献之就以韦诞的故事为由拒绝了。
总之，对于魏晋文人来说，书法是一种高雅的艺术，而不是一项实用的技能。
书法发展到了唐朝，诸体皆备，书家林立。盛唐更是在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个书法高峰，呈现出蓬勃、博大、雄健的气象，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精神。
唐朝书法的开山人物是欧阳询，不过他人生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南朝和隋朝度过的，入唐时已经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后的岁月中，随着大唐国力蒸蒸日上，开元通宝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欧阳询笔法中的庄重、隽秀、挺拔，也通过“开元通宝”四个大字，流通天下，传遍海内外。
高丽使者果真点名要见欧阳询风姿。当欧阳询如猿猴般的身躯立于使者面前时，对方被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人家压根儿没想过人不如字远甚。
那一年，欧阳询已经76岁高龄。他颤巍的手使得敕文的书写颇具挑战性，但《九成宫醴泉铭》仍尽显欧体“险劲瘦硬而不失婉润”的意境之妙，一笔一划均谨守法度，工整规矩，难怪被后世封神，誉为“天下第一铭”。
就这样，“颜真卿”三个字第一次跃进了唐玄宗的眼帘，此后，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
不过这一切是以颜氏满门忠烈为代价换来的。在这场战争中，颜家死于国难者三十余人。直到叛乱被平定后，颜真卿才派侄子颜泉明前去收殓亲人遗骸，归葬家乡，结果仅寻到堂兄颜杲卿的一只脚，以及侄子颜季明的头骨。
颜真卿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为侄子颜季明写下了一篇祭文——《祭侄文稿》。未来得及誊抄的草稿上，遍布增删涂改的痕迹，真、行、草书相互夹杂，在看似狼藉不堪的点画间，颜真卿激愤伤痛的情绪扑面而来，引人共鸣。
▲颜真卿《祭侄文稿》纸本，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最早力挺颜真卿的知名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对颜真卿不吝赞誉，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书品和人品，宋代以后在颜真卿以大书法家的形象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相互成全的作用。
颜真卿之后，书法界是柳公权的天下，后人将两人的书法并称“颜筋柳骨”，皆是“唐书尚法”的突出代表。柳公权的书法以楷书著称，比之丰润的颜体稍显瘦硬，以骨力劲健见长。
柳公权生前书名之盛，十分罕见。罕见到什么程度？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请不到柳公权亲笔写碑文，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
唐穆宗非常欣赏柳公权的字，有一次向他请教应该如何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的回答掷地有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一贯荒淫放纵、不留意天下之务的唐穆宗一听，知道他这是以笔为谏，瞬时脸色大变。
在日渐强调书法与人品相统一的时代，唐朝的草书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盛中唐时期，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掀起浪漫书风的狂澜。前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后有张旭醉后“挥毫落纸如云烟”。
据说张旭曾经在河南邺县观看唐宫第一舞者公孙大娘的舞蹈《西河剑器》，被那气势逼人的剑舞所折服，从中获得了落笔走龙蛇的灵感。
▲张旭《肚痛帖》拓片，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全帖写的是：“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
张旭的草书将王献之的连绵草发展成了狂草，将草书的自由表现发展到了极限。受了他影响的人，还有个与他齐名的和尚——怀素。
怀素是大历十才子钱起的外甥，十岁出家，但是性格豪爽，不拘细节，既爱美食，也贪美酒，很有几分济公的影子。
他还曾给朋友写过一封信，也是关于美食的，大意是说：我在老家长沙一般都吃鱼，如今来了长安后，大部分时间只能吃肉，遭到了凡庸之辈的嘲笑，深感不便，因此生病很久了。等病好了以后，我再与诸位好好聚聚。
怀素喝高了之后，很爱到处写字，寺院里的墙壁上、衣服上、器皿上、芭蕉叶上，都曾留下过他狂放的笔迹。有好事者在围观后，专门写诗记录了他酒后书写的场景。比如李白就曾在《草书歌行》中对怀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甚至，李白还说怀素比张旭更厉害：“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然而，“不师古”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怀素、张旭也好，还是初唐三家、颜柳也好，千变万化终离不开魏晋法度。
▲怀素《自叙帖》纸本局部，帖中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唐代，诗、文、书、画都到达了无可逾越的巅峰，后人似乎已无路可走。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曾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等等，先别急着失望。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大成者，苏轼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开始摆脱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开创宋代“尚意”的新书风。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场命中大劫，差点没扛过去。有人拿他的诗捕风捉影地上表朝廷，搞，说他讥讽朝政，污蔑他有谋反之心。这就是北宋政坛上最大的一起——“乌台诗案”。
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无法接受人生的骤然坠落，他几乎断绝了与友人的来往。在黄州，苏轼一家的日常开支十分节俭，由于没有收入，苏轼要来一块城东的荒地，过起了汗滴禾下土的耕种日子，勉强饱腹。
谪居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屋里看着门外的绵绵春雨，昏鸦衔着纸钱飞过，心中惆怅不已。他铺开纸，提笔写了两首诗，字体由小渐大，笔画由细渐粗，情绪越发激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
回想起多年以前，黄庭坚用一块石砚作为见面礼，以身份登门拜见苏轼，正式成为苏轼的学生。那一年，黄庭坚41岁，苏轼49岁。苏轼为正式将这名老学生收入“苏门四学士”而欣喜不已。
随后的三年左右，黄庭坚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与苏轼及其他门人朝夕相伴，切磋诗文，鉴赏书画。师门聚会中，他们俩是这样子互相评论对方书法的：
苏轼：鲁直，你的字写得很清劲，不过有时候笔势太瘦，好像树梢挂死蛇。
黄庭坚：老师的字一般人不敢轻易评论。不过我得说句实话，您的字又扁又斜，好像乱石压。
调侃归调侃，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书风都自成一格，极具意趣和个性，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内含着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正如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有天真烂漫之趣。
后来，黄庭坚的诗越写越好，世人开始将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他的书法也转益多师，推陈出新，与苏轼共同入列“宋四家”（一般指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把草书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人在贬途的黄庭坚，听闻苏轼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
而在苏轼人生的最后一年，米芾常常前去拜访他，给他送“麦门冬饮子”。只可惜药石罔效，苏轼病逝，米芾悲伤不已。
相比起苏轼和黄庭坚，米芾的一生没有卷入漩涡，生活相对安定，晚年在宋徽宗时当上了书画博士，得以饱览内府藏书。他以书法名世，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
一个“刷”字，看似自谦实则将自己的书法精要明确点出，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将米字的神采展露无遗。
▲米芾《蜀素帖》局部，亦称《拟古诗帖》，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最长。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只有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蔡襄的书法具有一种浑厚端庄的美，更多地保留了盛唐法度，为盛唐法度与宋人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然而，“宋四家”的出现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转瞬即逝，宋代书法的光芒将湮没在金兵铁蹄的滚滚烟尘中。吊诡的是，在这生死存亡时刻，有宋一代却出了个书画水平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赵佶。
只可惜这位艺术家皇帝入错行了，后世评价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
宋徽宗在位25年，却没有丝毫他的瘦金书半分“铁骨铮铮”的模样，反倒昏庸无能、愚昧怯懦，重用蔡京、童贯、王黼等奸臣，亲手开启了北宋的倒计时。最后，还让自己和儿子成了金人的俘虏，困死在北域异乡，下场凄惨。
作为赵宋皇室的后裔，赵孟頫似乎要比赵佶幸运一些，起码他入对行了，可以专心搞文化艺术创作。但在他如匕的艺术光芒背后，却有着常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带回了20多名汉族文人，33岁的赵孟頫身处其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以及自我交锋中度过。
赵孟頫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元朝文化的高峰，他以一己之力，扛起元朝文艺圈的大旗，最终成了当之无愧的“元人冠冕”。没有他，元朝时期汉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可怕的。
时代越往后走，书法美学几乎已无法把“字”与“人”做完全的切割。“书品”也就是“人品”。赵孟頫书法中的“圆融”“优雅”，常被带有历史偏见地解释成他一路委曲求全的“姿媚”，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
赵孟頫曾在官运达到顶点的那年，写了首诗，名为《自警》，诗中说：
时代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书法的世界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足以撑起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各路书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再也没有突破前人的路子。
俱往矣，那些让18世纪的帝王惊叹“神乎技矣”的书法风流往事，终成似水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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