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一生坎坷不断，饱经磨难，仕途和人生的不顺，理想和现实的激烈冲突，以及理想的久久不能实现，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终其一生。庄子一直生活在一种压抑和困窘的环境之下，身负愿望不能实现和遭遇极端痛苦的双重负担。

 

 

 

 

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矛盾、和极端的痛苦的不断敦促下，庄子才形成了他诸如精神自由、万物一齐等理论，这些理论对世世代代的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庄子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给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以莫大的影响。

 

 

 

 

 

 

纵观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我们发现，苏轼可谓是接受吸收庄子思想、并将其内化为自己人生哲学的文人典范，在他的文学创作和人生观中，庄子思想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其实本就是同体同生的，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划分的具体标准，庄子主张取消天地万物与我、以及客体与主体的对立对待关系。

 

 

 

 

这种思想从意识上说，即是将万事万物视为一体的齐物观念；由心理讲，这是泯灭世间万物之间的差别、达到主客之间浑融无间的至境状态。一旦接受了这种万物齐一的齐物思想，就可以泯灭是非，等同善恶，齐同生死，使人达到一种物化的境界。

 

 

 

 

 

 

苏轼积极主动地发挥庄子的齐物观念，力求把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相对待性，所产生的分际予以消除，由高度自觉的精神修养达到心灵和谐的层次，因为在苏轼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之间，主与客之间其实亦是皆为一体的。苏轼学术思想中，具有齐物观点的代表性文字，主要是万物一家和万殊归一理这两个词语。

 

 

 

 

除此，苏轼对《庄子》一书进行了很多的评论、注释，还对此书进行了分章、考辨，在作品中援引其原文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这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苏轼对庄子思想的接受和服膺，也是苏轼吸收其思想和精神的外在体现。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复杂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说苏轼的某句诗文，某篇作品，某种思想，就一定是受到庄子的启发，或者一定是根源于《庄子》，也不能说苏轼身上所特有的这种、达观从容和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一定全部是受到庄子之影响。

 

 

 

 

但毋庸置疑的是，苏轼在跌宕起伏的宦海中，在命途多舛的困境人生中，之所以能够时刻保持这种旷达乐观的心境，确实是与庄子不无关系的。庄子哲学对于苏轼本人来说，既是一种思想渊源，又是一种化解人生愁苦的手段。

 

 

 

 

 

 

苏轼对庄子道论的接受，对齐物思想的接受和服膺，以及在作品中多处可见的心斋、坐忘理论，都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了庄子对苏轼文学创作、和人生境界的影响，促使苏轼能够在艰苦的环境和坎坷的生活中，竭尽全力地去寻找生活当中的快乐和趣味，善待自己及生活，以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格境界和人格魅力。

 

 

 

 

庄子和苏轼的这种精神自由、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处世态度，而且使士人们在挣脱了世俗的束缚、与烦扰之时，可以安抚和慰藉士人们的心灵。

 

 

 

 

 

 

中国文人一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毕生抱负，他们深受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都希望能够建功立业，然而，当文人士大夫遭遇人生坎坷、或仕途不顺的时候，面对一生追求的破灭，他们感到的是巨大的心理不平和精神痛苦。

 

 

 

 

这时，很多士人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穷困愁苦、怀才不遇的怨愤，如贾谊，更有甚者用自己的生命去殉理想，如屈原。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这种甘愿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错误的，是不可取的，但是庄子的这种包容万象、以忧为乐、随遇而安的意识，也是士人在极端痛苦心境下的、另一种很好的出路。

 

 

 

 

 

 

这种选择给人生存、生活以回旋的余地，使士人在遭遇痛苦和饱受挫折的心境下，亦能够从中寻找到快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一定时期和情况下，庄子和苏轼的这种包罗万象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当时及后世中国文人，竞相效法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人生选择，给困苦和求索中的中国文人，开启了另一条迂回曲折的前进之路。他们随缘自适、豁达乐观的思想，成为后来很多文人志士为人、为官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