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知识、道德和宗教三个方面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几个问题进行重新解读。 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主要被理解为人类的一种本质力量与创造模式，它涵摄认识领域与实践领域。柏拉图认为，理性的人处在世界与理念二极之间的张力关系中，既有属神的超验理念本质，又必然地生活于大地之上。希腊精神经启蒙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康德。在康德那里，人的理性特质更加突显，而且那种张力色彩依然是思想的必要前提。不过，康德的伟大在于其综合精神。我们不好使用“折中”、“调和”等词汇来纠缠康德，而应积极地体会他那深邃的创造思想。人不需要从二元中逃出，极力站在某一边谴责另一边，而是要理解源于更深统一体的人的精神和“质料”[1]（第六章）。在康德那里，质料与理念、现象与本质空前地统一，存在因而获得完整的根据，这根据显然不在传统意义上的超验理念中，不在彼岸——那人迹难至的永恒的空虚与黑暗中，而在我们的思想概念、在我们的理性理念中，在理性本身。而且，人只能生活于自己的理性中，而不能生活于生命之外的超验理性之中。在倡导主体性哲学的康德那里，理性只是人的理性，理性（思想）不仅是人类的能力和工具，更是人的本质、源泉、依据和目的。人类藉理性而为的，不是去探求身外的别的什么东西和奥秘，而是对自己理性本身的自觉，自觉其作为人以及人的整个世界之源泉、之模式、之理想的身份及尊严。这种自觉即自由，乃是人类的起点与终点。 人的理性之外，康德并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精力，只是存而不论。康德认为，理性是完整的、唯一的、永恒的。人的一切都在理性的呈现与运用中。通过纯粹理性的思辨使用，人类获得关于经验的知识以及经验本身，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通过纯粹理性的实践使用，人自觉地服膺道德命令，成就一个纯粹道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以人的自由为前提的、超越自然秩序的价值世界。正是这种世界，必然地把上帝存在以及对上帝的信念推设出来。这可被视为纯粹理性的信仰使用，或者纯粹理性的信仰阶段，此乃纯粹理性的最高运用与呈现。康德并未明确地表达理性的阶段性，但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纯粹理性的内在发展与过程性。这样，在理性的永恒性中，表现出其历史性的一面。不过，应该指出，康德的这一历史性是自身合理性的、先验而非经验性的，它指的是直接源于理性概念本身的自发性的生成。无限永恒与历史有限性具体统一于理性自身，这即是康德对传统哲学内在矛盾之解决的有益尝试，又体现出他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把握。 另外，虽然理性之外，康德存而不论，但康德还是对“物本身”、对“上帝”等概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思辨理论领域，人由于自身的局限，关于物自体，除了意识到它是经验世界的绝对的基础和界限外，别无可言。这既表明人类认识的漫长与艰巨，又表现出康德朴实的思想风格，他不愿意离开人的经验去奢求无法对象、虚幻飘渺的东西。再者，把物自身如此“悬置”起来，正表明康德对它的重视。康德将尝试以其他的方式对待它。关于上帝，康德在本书多次论及，他严格地固守着理性，让上帝只通过理性，即实践理性呈现出来，呈现为理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前提，成为人的自由本性所必须的设定。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哲学的中心问题集中于其“哥白尼”中。康德的“哥白尼”从根本上颠倒了人们关于能知主体与被知客体相互关系的一般认识。他把对象之全部知识的根据置入主体之中，从而把知识问题归结为，认知对象必须与认知主体的认知条件相一致。而这种认知条件又严格地建立在其所谓的先验哲学中。在康德那里，经验、世界、知识与知识对象具有同等的意义，标示着人与物自体之间生成着的现象世界，这个世界的依据在主体的纯粹理性之中。在主体自我与先验直觉统摄下，知性的先验条件与感性直观整合的材料共同构造着知识与知识对象。先验哲学研究的就是这些先验的可能条件，它们根植于人类本性中，源于我们的心灵。这些先验条件作为认识的先天形式客观地存在并支配人们的认识活动，成为知识的本质，同时限定着知识止于其经验的有效范围内不得踏空一步。 把《纯粹理性批判》主要看成关于知识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对科学知识可能性条件的探讨固然是康德批判哲学的重要动因，但哥白尼式的的意义远非如此。康德把整个可能性经验世界还原到其主观先验根据，虽为知识论洞开了奥秘之门，但同时也为知识的对象，为经验世界的存在，为这存在的可能性做出了完美的阐释。把世界存在的根据也同时给予出来，这根据正是人的理性，因“对象必须只能以某种被（理性）给定的方式存在”[2]（A155）。 ===首页与分页与分页之间分隔符=== 康德认为，知识对象的存在与否，其根据只有在认识主体的本性中发现，一个对我们存在的对象一定是由认识它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所构成的。但这不意味着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对立，对象与主体是一致的，一致到好像“现象（对象）是在自身之内并凭借自身而发生的”[3]。在此本质与现象完美地结合于存在，而这主体性的存在又牢牢地关联于经验之中，拒绝主观唯心主义与二元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苟同新康德主义的努力，它企图消解人的经验以外的绝对因素的意义，否定恰恰是理性内在品质的超验特征。对物自体等概念的消解与抛弃，实际上是断绝了存在的源泉，使存在自绝于本体。 本体是康德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本体必缘于人，但本体又绝对无缘于对象性。“知性限制感性……在它警告感性绝对不可冒昧要求应用于物自体，而只能应用于现象时，它确是自行思想到一个物自体的对象，但只是作为先验的对象而思之，这个先验对象是现象的原因，因而本身不是现象，而且不能被想作量，为实在性，为实体等。我们完全不知道，在我们里边或者在我们外面能否碰见这种先验的对象”，这先验的对象对我们永远是无迹之象，无“有”之有[2]（A289）。可见，从主体，从我们的心灵开始的思想和思想的世界穿越感性和知性却思到了感性与知性之外的“本体”，一个“X”。它作为真正的最终的原因存在着，永远限制、导引并决定着人们。这里发生了一个视野的转换：起始于人的视野在经历了人的世界之后，投向了一个无法投向的去处，那儿成了一个新的视野的起点，我们无法照亮它，甚至无法看视它，但却完全被这神秘的视线所照耀，所支配。对此，康德认为：“每一个概念都可看作是一个点，作为观察者的站，这一点有它原有的视野，就是从那个观点所能表现而且好像能概观的形形色色的事物。这个世界必须能够包括着无数的点，而每一个点又有它自己的更狭隘的视野……但是对于种种不同的视野……都有一个共同的视野，我们能够从它像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点那样，来概观一切的类；而从这个更高的类，我们就能一直进展到我们达到一切类的最高类，从而达到那个普遍的、并且是真正的视野，这个视野是从最高的概念的观点被确定的。”[2]（A659）这种从人的视野向最高者视野的倒转，是在一种新的基础上为人的存在找到了基础。这是人类学的，而这种人类学是建立在“人与从人出发的内在超越于人”这一关系上的。 总之，在康德那里，认识论与存在论是内在一致的，而存在论又以本体论为基础，这也许是“哥白尼”的又一种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含义。 自由与宗教是《实践理性批判》与《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等后来著作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其基本思想已经成熟。康德认为，思想必然超越于思辨而至于实践领域，这是人类的必然。何谓实践？实践是人为自己立法的自由自发的活动，以此确定人的存在，这种确定独立于感性直观的种种条件，与非感性的理智世界有关[2]（A430）。实践中行动的绝对自发性，并以此作为行动应自负其责的固有根据所标示的正是“自由”这一概念[2]（A448）。自由乃是一纯粹先验理念，是自发地开始一种状态的意思。表明在人里面有一种自决的能力，它独立于任何情欲冲动的强迫[2]（A534）。可见，自由乃是选择行动，有如一个系列，自然的系列，必有一非自然的、自发的开头，这一开头不在时间之中，而因果作用意义上的在其之前的时间及自然原因对它无确定影响，但它却开始了一因果系列[2]（A450）。 自由概念应当是认识人类本质与历史的首要概念，它意味着毫无意义的自然秩序的结束、中断，新的属人的世界秩序的开始。自由以其绝对自发的决断，使理性得以确定人与自然的位置与本质，从而开始了人的历史。“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活在历史中”，而“历史是从开始的”[4]（第1章第5节）。可见，人类必然要设定一个神圣的起点，这是自由的必然，正是在这必然中上帝呈现出来。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系统批判了对于上帝存在的传统论证，包括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但康德的目的不是要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要说明，单纯由思辨理性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神的实在性[2]（A669）。康德接下来明确表示，神（像“自由”一样）不是从自然从思辨，而是从人从道德的意义上得以说明的，而且是自由与道德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又成为自然之解释与研究的基础。 康德是一个虔诚的人，这表现在：（1）对人类理性的推崇与信念；（2）仅仅从理性、从道德的意义上确定神以及对神的信仰。就像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所进一步展示的，康德始终坚持从人自己、从人的自由、从人的道德理性这唯一的角度，自觉地走向宗教，而排除其他的信仰方式（主要是经验实证的方式和启示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康德坚持人类学的立场。正像柏拉图《尤息弗罗篇》中在上帝与道德之间的抉择一样，康德选择了后者。但这并不能消除他在人与神之间所表露出来的那一丝迷茫，这迷茫使他坚持在一个哲学家的立场上遥想上帝。 参考文献： [1]蓝德曼.哲学人类学：第六章[M].工人出版社，1988.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1929年英译本，译文参考韦卓民译本。 [3]查尔斯·谢尔奥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哥白尼[J].德国哲学，（11）. [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1章第5节[M].漓江出版社，1999. （文章转自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