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对佛教的评价与朱熹相似，是宋明理学的延续。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之一，被誉为“新史学大师”。 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作为当年的教科书很有影响。 历史虽然不是一个可以被别人打扮的小女孩，但任何知识都会被时代打上烙印。 从今天看来，他的很多观点确实有些过分，比如他对佛教的评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范文澜延续了宋明理学对佛教的态度。 在他看来，佛教是我国东汉以来出现的最狡猾的骗子，缺乏有效的反对力量。
范文澜与朱熹相似。 他说，我国佛教的最初发展，与抄袭道教思想著作和“盗古今今”解释佛教经典是分不开的。 另外，佛教，尤其是天台宗，和道教一样，讲的是炼丹、长生不老的丹药。 《志观浮行传鸿诀杂录》云：“太阳草，名黄精，食之，可延年益寿……金丹，又名元法。”佛教也和道教所提倡的打坐、练气一样。
他指出佛教的道化（玄化）是第一步，儒家的化是第二步。 宋代儒、道、佛三教并用，尤推崇儒学。 为了在斗争中生存，佛教大量吸收了儒家思想。 不仅佛教徒积极谈论儒家思想，甚至佛教徒（特别是禅宗僧人）所写的语录也与儒家思想很少有不同。 因此，积极反佛的韩愈就嘲讽佛教“颇有智慧，颇有学问”。 “宗教都是骗人的伎俩，禅宗以空虚骗人，净土以功德骗人。” 但禅宗却因此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放弃了天竺佛教的奴性外表，假装在中国士大夫中很常见。 外表普通。
范文澜更多地借鉴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佛教的欺骗还不止于此。 它也是剥削阶级披着的神圣外衣，是剥削阶级谋取利益的手段，也是社会的祸害。 首先，佛教寺庙有僧人，僧侣不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 它们属于独立或半独立的佛教国家。 因此，佛教国家越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就越大。 其次，佛教在思想上俘虏了中国人，使他们成为佛教的奴隶，认为他们不是中国人。 佛教传入以来，其业力论、即成佛论、神不朽论甚嚣尘上，致使世人抛弃人伦，轻视现世，只求来世福祉。 这导致了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
最后，僧侣的增加意味着朝廷税收和徭役的损失。 僧人，尤其是上层僧人，过着荣华富贵的寄生生活。 唐德宗时期，为官和出家成为富家子弟的两条出路。 “富人多了，就会为官出家。” 上流修士不务正业，却拥有与国家相媲美的尊贵地位和财富。 毫不夸张地说，“世界财富的百分之十不过佛有七八”。
基于此，我国凡是有知识、有责任感的皇帝和士大夫，都会奋起反抗佛教，如韩愈、傅羿、李世民等。 前两位是文人代表，李世民是皇帝的对手。 范文澜指出，实际上，我国反佛势力主要有道教、儒教、朝廷三大势力。 道教与佛教争夺宗教地位，但佛教始终是第一。 儒家以礼排斥佛教，而佛教却包容万物而得以生存。 朝廷中，虽然有三武一派灭佛的现象，但并没有对佛教造成严重的破坏。 佛教每次都会复活，甚至会变得更加强大。
时代变了，今天当我们回顾范先生的作品时，我们可能并不都同意应该采取更加客观合理的立场。 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